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解读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用大炮弹药"创造未有之理"。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是近世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和近代西方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结合。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相辅相成。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