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玉门花海毕家滩棺板《晋律注》的保护修复研究

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的《晋律注》是裱糊在棺板外侧的纸本文书,因埋藏环境复杂及年代久远等各种原因,文物整体保存状况极为不佳。棺板存在残缺、断裂等多种病害,而外侧的纸本文书降解更为严重,已达到触之即粉的状态。为了使文物的完整性得以体现及能够得达到展陈的基本要求,在对棺板木材进行种属鉴定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在文物保护基本原则与理念的指导下,对棺板进行了病害调查、清洗、粘接及加固,对外侧文书进行了内容识读、原料种类鉴定。经过保护处理使得棺板的整体性得到了体现,达到了展陈的基本要求。原料分析结果显示外侧的纸本文书为皮浆纤维,因此该文书是目前为止出土为数不多的魏晋时期以皮浆为原料的纸质实物,这对甘肃河西地区造纸原料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

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在最近的报道中被断为宋代。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壁画布局、仿木结构、人物服饰、墓门题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将该墓订正为元代。又依据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对该墓壁画中“曾参行孝”和“焦花女哭麦”两组孝子图加以考证。并进一步梳理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发现其组合形式在宋金时期比较稳定,而元明时期则逐渐转向多元。     

清代帝陵的哑巴院和月牙城

本文论述清代帝陵中的哑巴院和月牙城的建置与功用,进而探讨其规制的起源问题。指出关外的福陵与昭陵系参照北京明代后期的帝陵及清孝陵兴建,而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已见哑巴院的雏形,其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故而哑巴院和月牙城并非明清两代帝陵规制最显著的差别。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