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新发现的《故大唐董府君墓志铭》

20 0 0年下半年 ,《故大唐董府君墓志铭》出土于河北省威县梨园屯乡鸭窝村一墓中 ,原墓葬已遭破坏 ,伴出器物或毁坏或流失。墓志所记祖孙三代均于史无传。志文大量用典 ,文风雍容典雅、含蓄婉转。其特殊用词如“铣柯”、“丽逋”等为辞书所失载 ,亦为专门研究墓志词语著作所不及。志文刻写于唐代字样学著作《干禄字书》以前或同时 ,对于考察当时的民间用字状况极有价值。墓志为词汇学、文字学等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新农村建设中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的提出是对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思考的结果。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是以三省坡为核心,以东西向的交通干线为横轴,以南北向的交通要道为纵轴,以横轴与纵轴的旅游流向关系为基本依托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并形成一个核心、三个圈层、四条轴线的区域网状格局的基本构架。这一旅游圈的构建和打造,是桂黔湘边区各县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开发侗族文化旅游产品,传承中国优秀侗族文化遗产,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侗年文化探析与开发利用

侗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说众多,内容丰富,内涵厚重,仪式多姿,特色鲜明,并具有历史沿袭的悠久性、文化性格的复合性、文化形式的多彩性、活动时间的延长性、活动区域的宽广性等特征。本文从田野调查入手,以时代的视角与理念,对侗年的诸多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剖析,并结合湘黔桂鄂侗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对侗年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对策及举措。     

《山东考古录》与《日知录》之关系考述

关于《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续山东考古录》刘椿序皆认为二者了无相关之处。但通过对《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材料的综合分析 ,可以认定《日知录》吸收了《山东考古录》中的许多材料 ,《山东考古录》中的若干内容可视为《日知录》初稿中的一部分。     

从《画禅室随笔》读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观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继赵孟瞓之后艺术贡献卓越的一座"高峰",《画禅室随笔》是汇辑他有关书学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文通过对其中书法艺术观的探索,揭示了董其昌由"合离"至"我神"的艺术学习观,以"修悟"觅"禅悦"的艺术生存观,会"众家"求"变古"的艺术创新观。这些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     

晚明文艺思潮对绘画的影响─—徐渭、董其昌比较研究

本文以徐渭和董其昌作为个例分析，讨论了晚明文艺思潮对当时绘画风格、形式变化的影响。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及建陵、东安二侯国地望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本文认为戚县地望在今临沂市,鲁王子刘遂之建陵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安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山亭区。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而这一点又恰恰正是中西人性学说的会通之处。     

刘少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之比较

建国前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前途、党的领导地位、中心任务、国营经济的领导成份等重大治国方略上有一致的认识,这是他们从同样的政治理念思考重大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战略实施步骤、对城乡私人经济的具体态度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们各自探索的客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