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

王莽在即位后,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并有迁都的动机。其原因在于从军事地理角度,长安已经没有了汉初的重要作用;而移民导致人口压力过大,人地矛盾突出,及由此衍生出的侈糜的俗尚;王莽对古文经的笃信;洛阳在秦汉时期一直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最终光武帝刘秀完成了迁都。     

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

通过对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重新认识长安城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特点。早期都城的商业空间形态呈封闭对称的双核心结构,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商业点突破市坊限制,在朱雀街东以皇城景风门外诸坊和以东市为核心的部分坊里内相对集中分布,形成了以东市为核心的商业区,在朱雀街西则分布较少,在外城城关处仅有零星商业点的分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商业功能空间。所以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表现为“一核、一区型”结构特征。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仅记载有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古代史地、人物的丰富内容,而且在书中高扬起了“大一统”、“民本”、“旌昭仁贤”等旗帜。这源于作者东晋时著名史家常璩高远深邃的史识。常璩不仅在书中高扬“大一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促使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又在门第森严之际,倡扬“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无疑超越了时代的拘囿。《华阳国志》正是融汇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蕴涵了中华民族“民生民本”、“选贤任能”的传统,而发出流光溢彩。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古代国家都城祭祀体系与空间模式——以唐长安为例

祭祀是礼制的渊源,国家祭祀是社会礼制中最高礼仪层次,也是以礼为内核的儒教的载体,都城形成了国家祭祀体系中最为完善的地域空间,本文在建构儒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上,以唐代长安城为例,探讨了城市祭祀的等级、结构和地域空间体系,认为国家祭祀是古代都城的显性文化现象,是城市上层的精神空间的表达,是传统城市特有的一类精神文化。     

再论御器厂的建立时间——明代御窑遗址的考古学分期

长期以来关于御器厂的研究多依据文献进行考证,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关注御窑遗址出土文物。但是,由于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把文献所记的御器厂和景德镇从事生产的窑场视为完全相同的对象,所以对御器厂建成厂时间的论定则出现偏差。本文根据正德《饶州府志》、万历《大明会典》的相关记载,认为景德镇从事生产的窑场和厂署在饶州府治所在的鄱阳县城、作为管理机构的御器厂所指并不相同,在对比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现后,考订景德镇从事生产的官府窑场在明代的始烧时间不晚于洪武四年,作为管理机构的御器厂建立于洪熙元年宣德皇帝即位以后,而御器厂从饶州迁往景德镇与生产窑场合一是正德六年以后的事。     

常熟发现文征明书《陈寰墓志铭》

常熟新发现的文征明书《陈寰墓志铭》墓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文征明晚年的书法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随感

享誉世界的敦煌学专家、中国油画艺术的开拓者、著名艺术教育家常书鸿先生,一生执着于艺术,为保护敦煌文物、弘扬祖国文化而奋斗不息。通过常先生自传体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可以解读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使后来者获得有益的思想启迪和精神养料。     

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

玻璃器是清代工艺美术品中的新宠,备受皇家珍爱。清代的玻璃制造始于康熙朝。雍正朝在此基础上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制作为皇室享用、馈赠的玻璃器皿。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关雍正朝玻璃制作档案的整理,并结合现存珍贵的玻璃实物,系统地对雍正朝玻璃厂制作的玻璃品种、工艺、用途及风格特点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