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发展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体制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试论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对“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重大判断的一种解读

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本质属性”是同一层次的范畴,而与作为其外在表现和反映的“制度特征”相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历了从制度特征层面到最高价值目标层面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制度特征到最高价值目标,再从最高价值目标由共同富裕到共同富裕加社会和谐两次飞跃。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在于把社会和谐纳入“本质”之中。这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提升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认识的新飞跃.本文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视角,阐述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必要性及其着眼点.     

试析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探索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和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他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方面对共产党执政理论和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党内监督的立论依据、制约因素及创新路径

党内监督是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党内监督在实践中还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而要扎实推进党内监督的路径创新,就应积极致力于理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把重点放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上,建立健全党内监督的具体制度法规,切实发挥好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及全委会的监督作用,认真抓好党内监督各项配套制度的建设。     

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88年的奋斗历程中,创立了两个特色理论：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又有一个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两个特色理论,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富有中国特色,而且赋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 Chiang Kai‐shek's planning of sanctions against the CCP in 1943

When in 1943 the Guomindang launched its third wave of anti‐communist campaigns, Mao Zedong considered that Chiang Kai‐shek had acted in the belief that Japan would soon invade the Soviet Union. Hitherto,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either ignored Mao's judgment or failed to provide convincing explanations for i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attitude: first, historians have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second, relevan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vents has not been available in document on Chiang. This essay answers questions raised by both points. Most commentators have claimed that this third anti‐Communist push ended by the middle or late July of 1943. However, Chiang in fact continued to make plans to mop up Shaanbei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northern Shaanxi area) and impose sanctions on the Communists. The formulation, revision and eventual abandonment of Chiang's plans are also addressed in this es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