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嘉年华 9条特色邮轮线路

从双脚到马车，从蒸汽机车到电气机车，交通工具的变革不断缩小着，人们的生活半径。然而，在不断创新的交通工具中，却没有哪一种能像邮轮一样，除了完成既定的旅行线路，还可以从交通工具本身获得超乎想象的感官体验。邮轮旅行，仿佛一盘磁带的两面，A面是奢华美妙的船上生活，B面是轻松惬意的环球目的地，合在一起，就是一场海上的嘉年华。这...     

南海丝绸之路见证物——遂溪县边湾村窖藏波斯文物

1984年9月29日，遂溪县附城乡边湾村女青年邹银在村背旧屋基地平整土地节，发现地下埋着着一带盖的阔口陶罐，里面装有一批金银器，其家人立即将这批金银器挖回家中。消息传开后，震动了全县城，次日，附城乡(当时称为区)及该乡派出所派员前往处理，虽收回一部分文     

扬名海外的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Karrack）是一种曾经风行国外的中国外销瓷，国内罕见收藏。知之者甚少。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初海禁期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克拉克瓷于平和县大山深处出世，“坐船”顺九龙江西溪支流花山溪向东直抵月港．漂洋过海．将东方大国的古代文明播撒至世界各地。     

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10月,隶属于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古城西安。是丝绸之路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交流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     

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环中国海古代分域发展的“四洋”航路,构成海洋全球化之前东亚海洋文化的传统格局。新石器时代夷、越先民,初创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原始海洋文化与初期航海实践,从近岸陆岛穿梭到远海、远洋逐岛梯航,见证于丰富的史前、上古沿海考古发现。夷、越土著先民多区系的原始海洋文化,是汉唐以来“四海”“四洋”分域航路发展的史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海上丝绸之路”著称的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并不是“丝绸之路”在内亚大陆“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与陆海“变迁”的被动结果,而是环中国海海洋土著先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惊·鸿——宁夏出土唐代女性文物探究

唐代宁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这里曾经发现几处重要的唐代墓葬群,如吴忠北郊唐墓、吴忠西郊唐墓,固原南郊唐墓等,出土了一些与女性相关的文物,可分为发饰、妆具、项饰、腕饰四类,反映了唐代女性的时尚风姿和日常生活。     

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

中古墓葬出土的粟特胡商俑,是多元文化的认知符号和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真实片断的再现,它们也成为探寻隋唐之际国家交往的线索.山西晋东南长治(上党)地区多年来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鲜明地域特色,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出土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笔者依据其独特性,将之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本文首次对山西长治胡商骑驼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进行学术探讨,分析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俑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这在其他区域很少见.对上党出土陶俑原生艺术的探究,将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     

拉施塔城堡镇:一处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伊朗遗迹——基于文献、地理考察和考古遗存的推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并生产丝绸的国家,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曾考证,在萨珊王朝(224-651)后期,中国桑蚕养殖技术传入伊朗.本文以伊朗神话和历史文献中哈弗特瓦德之虫故事为着眼点,考察该故事的发生地凯加让的地理位置,并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拉施塔城堡镇的历史遗迹和文明年代,从而将伊朗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年代提前到帕提亚王朝(前247-公元224)晚期至萨珊王朝早期,至于传播的路线,本文也作了两种推断.这一新发现和研究,对于探索中西物质文明交流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出水瓷器阿拉伯文墨书题记考释

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出水了大量带有墨书的瓷器,其中有7件为阿拉伯语题写,内容主要为所有者姓名及真主赞词.同时,根据其他船载文物以及动物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阿拉伯、伊斯兰特性,综合表明船上活跃着一个阿拉伯人群体.此外,通过对墨书上的阿拉伯文姓名传统以及赞词的书体及语法规范进行分析,初步可以认为船上阿拉伯人可能与埃及阿尤布王朝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研究还发现,该阿拉伯人群体应为泛海客商而非船员,同时又可再细分为居于船艏、艉楼的两小群体,其中前者的生活环境优于后者,显示出船上人群的财富等级差异.以上发现,对研究"南海Ⅰ号"的终点港、宋代的远洋贸易路线以及中埃之间的交往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优待劳动日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优待劳动日成为农村优待烈属、军属、残疾军人的主要方式,其优待标准与优待形式随着合作社、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而改变:当生产队包工包产且社员收入多元化时,优待标准随之调整;在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时,优待劳动日则与优待金等优抚方式并存;而当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与分配制度再次变化后,优待劳动日全面恢复.各地在推行优待劳动日工作中秉持优抚对象自救、群众优待与国家补助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加强行政管理等措施,保障了优抚对象的利益,推动了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