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考

《皇朝礼器图式》为清代乾隆朝敕撰的重要礼制文献,对清代的礼器制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了解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作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相关档案与《清实录》等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过程中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时间作了创新性阐释,并首次梳理出了该书校补工作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皇朝礼器图式》成书和校补的研究不足。     

关于装配式建筑在建筑行业的发展

建筑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设计方法是建筑业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建筑业发展越来越快。推动和发展 21 世纪建筑设计是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也是建筑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科技融合的跳板。在新的建筑业中,装配式建筑起着重要的作用,与传统工业建筑相比,它具有环保、节能、高效的优点。     

邢台市馆藏宋金时期陶瓷枕选介

上世纪以来,邢台市各级文物部门通过发掘、征集等方式入藏了一批宋金时期的陶瓷枕。这些陶瓷枕造型有椭圆形、如意形、银锭形、扇形等,釉彩有素白釉、白釉黑彩、绿釉、三彩釉等,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贴塑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

"泗水捞鼎"图是画像石(砖)中较为典型的汉画图案,集中出土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区的图案组合有同有异,根据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可以初步得出该图案流传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捞鼎图像进入转变发展期,这里也是捞鼎画像最晚消失的地区,其图像结构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释荣仲方鼎“■”字

本文通过对"序"和"宫"的时代考察和字形分析,认为《荣仲方鼎》中的"■"不应释为"序",而应释为"宫",是居住之所,非宗庙。"王作荣仲宫"中的"宫"应是王对荣仲的赏赐。     

曲颈壶小考

曲颈壶多被收录于宋、清时期的金石学著作中,时代一般定在周或汉,考古所见不多。据山西侯马虒祈M2129所出结合铜蒜头壶的考证,可知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是秦文化的典型性器物。     

商周玉礼器与青铜礼器对比研究

青铜礼器与玉礼器在商周时期的政治生活中都有突出表现,二者既从不同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同时又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政治。一直以来,学者似乎更为重视青铜礼器的政治作用和文明标志,而把出现更早、地位更高、与使用者关系更密切的玉礼器放在了次要位置。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强调玉礼器在商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文明标志作用。     

关于重现的陈侯壶

<正>陈侯壶是东周时期的一件青铜重器(封二∶1、2),早年著录于古董商卢芹斋1924年出版的图录~([1]),并为《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所引用~([2]),其后再无新的信息出现。2012年9月,陈侯壶重现于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会[3]。拍卖展览中可以近距离检视此壶,因此观察到此壶的一些重要的形制特征,现介绍如下。根据卢芹斋图录,陈侯壶高46.5、口径22、腹围110厘米。此壶器盖已失,但器体在视觉上仍然高大、厚重,这缘于壶的体量较大、器壁较厚,同时壶的圆体较粗,使长颈及扁垂的腹部具有较强的横向张力。壶颈侧设一对兽首衔环耳,颈部到圈足饰五周龙纹构成的蟠螭纹。     

淅川徐家岭M11出土文字资料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河南淅川徐家岭M11出土小口鼎及浴缶的有关资料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其年代定在战国早期前段。进而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鼎铭"长贎之"及仆儿钟铭"余贎乘儿得吉金镈铝"的"贎"皆应读作"赖";"大尹"为官名,初见于出土楚文字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阙;该墓的墓主应系男性,即小口鼎铭中的"■大尹嬴",而非过去所认为的M10的墓主薳子昃之妻蔿夫人■,小口鼎与浴缶分别系其二位夫人■与巠的器物。     

周代前期用鼎制度新探

周代前期墓葬中的用鼎、簋情况具有多样性,存在至少两种用鼎制度。西周早中期受商文化的影响,随葬鼎的数量、形制不一。西周晚期形成了属于周文化的用鼎制度即列鼎、列簋制度,其中"公"级称谓国君随葬7列鼎、6或8列簋,"侯"级称谓的国君随葬5列鼎、4或6列簋。伴随列鼎、列簋制度的还有复古明器组现象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