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淌银黄河石

我国的石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爱石赏石古已成习，于今尤盛。黄河石因独具的自然美、雄浑美、朦胧美、形态美和色调美而成为一种天然的化载体，多少艺术家未曾状写、塑造出的大漠山川．敦煌彩绘与书法字，多少科学家未曾最后破译的生命进化、岩层构造与地球演变等图符号，都无所不包地     

滩田开发与界域纠纷——清至民国时期苏皖老子山划界问题案例分析

受洪泽湖修建坝闸、湖水潴蓄等因素的影响,至迟到明代,今苏皖二省边界的老子山及其邻近地域空间格局大抵成形。咸丰年间黄河北徙后,老子山东部滩田涸出,随着土地整治和开发的深入,也隐含了边界两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清河(淮阴)、盱眙两县围绕滩田划界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战,争端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边界附近丰富的土地资源,久拖不决则与中央对省界纠纷事务的处理能力不足有关。界域纠纷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在山川演变导致滩田等利益变化情境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以人为本遗产理念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以物为本的本体保护,到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居民及遗产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的嬗变。社区、居民既是遗产的拥有者,亦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力量。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和重大主题的文化资源,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对内惠及民众,是中国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所在。在此过程中,要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国家文化公园节点;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要把握好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机制,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元理论研究范式——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自然景观为例

如何通过景观载体引导人们感知抽象的民族精神意涵和国家文化价值,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黄河具有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高度融合统一的特征,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文化认同,应重视黄河水域自然景观体验场景的重要作用。在综合运用传统文化心理、文化记忆、具身体验以及文化基因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个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理论研究范式,包括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文化基因的激活范式以及“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为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目标、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学理参考。     

"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洛汭地带河南龙山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调查

洛汭地带河南龙山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调查#5洛汭地带河南龙山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调查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１９９２年５月,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与巩义市文管所,联合对洛地带进行了考古调查。洛,位于巩义市东北部,即黄河与洛水汇流...     

相干分析技术在王家岗油田王14块复杂断块构造解释中的应用

利用地震相干解释技术,对王家岗油田王14复杂断块进行了精细构造解释。共解释大小断层130余条,其中15条断层延伸距离较长（4—13km）,断距在20—330m之间,大部分为小断层,延伸距离短（0.6—2.8km）,断距在10—40m之间。多数断层有井钻遇,并且地震解释结果与钻井吻合较好,为分析剩余油分布和井网调整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