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治黄纳入战时运行轨道,专司黄河兴利防患事务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隶属行政院经济部的同时,亦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指挥监督,形成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繁复运作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泛区治黄工程的运作步履维艰、漏洞百出,呈现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相互分离,各方掣肘、推诿的混乱局面,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在职能设计、价值取向和行政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古黄河堤防分段管理维修的界标实物——汲县古河堤蜂堠碑

在黄河博物馆内,现藏有一块汲县河堤烽堠碑,它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古黄河堤防分段管理维修的一件界标实物. 1987年,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柳卫村村民候光安在村东黄河故堤上取土,挖掘出一块陶制的河堤分界碑.碑高52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通体青色,上圆下方.碑的正面阴刻三行文字,竖行楷书.中间一行字形较大,刻"汲县河堤下界埄堠"8字;两边行字形略小,右边行刻"西至上界永"5字,左边行刻"福村八十里".(图一)碑的背面一侧有刻印花纹,中间竖向排列六组对顶三角形刻纹,两边各竖排六组"川"字形刻纹.该界碑出土后曾一度为汲县水利局刘仰洲老先生收藏,1996年11月刘仰洲先生将其捐赠给黄委会黄河博物馆,至今仍珍藏在黄河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