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魏晋墓出土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校释

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于1991年末出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现藏高台县博物馆。《张掖文物》一书有著录及题解,但未附发掘报告。帛书首尾有残损,文本由楷书写成,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多简化字。现存82行,8000余字,分12章,每章500-600字,内容多引《诗》《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阐发儒家思想为主。日本学者町田隆吉及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对帛书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尤其是李永平先生对帛书进行了初步释读和整理,并发表有研究文章。承蒙李先生襄助提供有关材料,笔者得以在其释读及研究的基础上,比对帛书图版,对帛书文本予以重新校读释文,注解疑难字、词,分章疏通句意。此外,还对帛书的书写格式、特殊符号、特殊印记的书写意义及形成原因做出判断。因其内容涉及“民胞物与”等观念,故于帛书文本的年代及抄写流传过程等,还需要依据其内容、体例、书体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北方墓室内温湿度变化在壁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为例

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群墓室内留存了大量的砖壁画,日积月累,一些壁画出现了盐害、表面霉菌、起甲脱落等病害。根据魏晋墓七号墓室内近三年的温湿度和气象数据,采用横向和纵向对比,阐明了七号墓室砖壁画保存的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墓室内温度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墓室内温度随其径深增加而增高,且温度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相对湿度随墓室的径深增加逐渐降低;受到降水、墓室外环境和地下水渗漏等影响,相对湿度会显著上升。同时,探索了墓室内温度与相对湿度的关联性:除入口处,前、中、后墓室内平均气温为12℃,相对湿度75%,且各点二者变量呈正相关;通过比对近三年墓室砖壁画照片得出,目前墓室内温湿度相对适宜,没有造成墓室内砖壁画病害进一步发育,为今后研究砖壁画的病害机理和采取预防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从壁画砖看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年代

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墓出土壁画砖的砖面标记文字、砖的拼装方法以及砖的尺寸规格等方面来看,该墓的年代应该在丹阳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之前。一向被认为是陈朝墓的西善桥罐子山墓也应该与此墓年代相仿。     

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以南朝士人隐居地为中心

南朝之际南方隐逸文化持续发酵,形成了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五大隐士分布中心。这种聚集于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分布,与移民南下及隐士自身的政治关心、文化追求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隐士往往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山居形式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比德"山水自然观的影响。士人借助隐逸这种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表达,不但形塑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也形塑了南方以名山为代表的文化景观。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浅述魏晋墓壁画反映的丝绸之路文化

嘉峪关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自古有多元文化的特点。本文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室壁画入手,解读砖画反映的历史。魏晋时期,嘉峪关地区民族交流融合、商旅往来频繁,各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互相依存,在经济、文化、语言、习俗乃至宗教信仰方面差异逐渐缩小,呈现出多民族共存的多元复合文化现象。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

2012年4—6月,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的两座南朝砖室墓进行了发掘。两座墓均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出土有青瓷盏、陶俑、陶器座、陶凭几、陶耳杯、滑石猪、铜钱等。两座墓用砖形制、纹饰、铭文较为丰富,其中,M1出土有与"竹林七贤"、龙、虎等题材有关的画像砖,对于研究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题材的拼镶壁画墓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同时对于研究南朝墓葬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北大核心CSSCI

魏晋时期诸政权在西域的屯田活动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尽管其规模和范围不及两汉,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有所深化和发展,并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具体表现在屯田区域的东移、屯田体制的不断完善、屯田类型的扩大、屯田人员的土著化、河西地位的上升以及屯田区域的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