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德育教育与班级管理

著名教师魏书生曾说：“做教师而不当班主任，那真是失去了增长能力的机会，吃了大亏。”毕业从教至今刚满六年，在这期问我一直担任班主任的工作。现就谈谈我在班主任德育工作上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方法和经验。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永宁寺碑 东北之外有遗珠

两通在国外不甚起眼的中国碑刻,记录着几段特殊的交流史,令人追记。如果说去国外访碑,你或许会感到诧异:国外怎么会有汉字碑刻呢?有的。比如东汉《封燕然山铭》,是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之后铭功勒石的纪念物,位于今蒙古国境内。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现存西安碑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景教碑,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关于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凿史料。本文根据景教碑刻文,佐以我国有关史籍,综合诸家之说,通过阿罗本经丝绸之路于贞观九年(635)被迎入长安,及烈循海路于开元元年(713)到达长安,伊斯等自小王舍城于天宝末年(755)来华,探讨了中西交通情况;通过景寺分布,景僧人数和所任教职,探讨了自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六年间景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布情况。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