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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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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是"十二辰配禽"说形成及定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考究古代文献史料,可以发现"十二辰配禽"说与生肖命术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太平经》将生肖动物与十二纪年地支相配属,藉此标定人的生年及时运,同时将汉代社会中盛行的干支、时气及星宿方位等原理糅合到一起进行综合考量,从而极大推动了汉代生肖宿命论的整合步伐,对后世数术学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东汉以降,定型后的"十二辰配禽"说在民间传播过程中,方术化趋势从未停止,而是转换了方式和途径,通过宗教化改造后出现在玄门典籍中。"十二辰配禽"说流入道教以后,为了与神学体系相配合,不断调整和变通原有的学说框架和观念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理论深度,同时强化了神秘色彩和可操作性,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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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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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所用的宣纸上常常会出现黄褐色的斑点“狐斑”。为探讨“狐班”的成因,通过对这些班点的紫外光检测,PH检测,糖,有机酸,氨基酸含量分析,AES、SEM-EDS金属元素分析,黄褐斑纸片的培养,SEM观察等表明,从宣纸样品上的“狐斑”区与非“狐斑”区在金属元素铁,铜的含量无明显差别;在“狐斑”区培养出黄褐色的菌丝和孢子,并且从菌的分离,接种,再培养出现了黄褐色水珠,有机酸,氨基酸含量在“狐斑”区的异常等等结果;有充分理由证明宣纸样品上的“狐斑”与菌有关。这些菌有多种形态,其中二种菌当属曲霉属,青霉属,长有“狐斑”的宣纸酸度增加,纸张纤维素酸性水解的危险增大,这对书画的保护非常不利。“狐斑”问题必须加以足够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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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敦煌护宅文献中的一些符篆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符策的散形出发,对文书中的管公明神符进行了重新确认.接着,分析了几个门符,并且结合贴在门上的一些祛病符进行研究,认为在敦煌符策文化中,治病的关键在于驱鬼,这些驱鬼治病符的共同点是直书鬼名或画鬼形于符上,鬼见之即去,但是在敦煌文书符策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之处是都以大量的"口"字排列在一起驱鬼,经过分析认为,大概是给被驱逐的凫指定离开的路径从而达到有效驱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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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殷周金文集成>及其他一些古文字材料中的"身"、"瓜"字形,认为师酉簋铭文作" "等形者,实为"瓜"字,在铭文中当读作"狐".铭文中的"弁瓜夷"可能是指有戴狐皮帽习俗之夷部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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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鬼的文化生态分析入手,探讨了关于生命的鬼文化生态和关于社会的鬼文化生态,进而思考百年的"驯鬼年代",并尝试在此基础上理解鬼以及相关节日于人类的文化生态学意义。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神之于宗教和鬼之于巫术,两者有着某些基本的同构之处。鬼的神化以及一些巫术隐身于宗教,已经使得鬼之破除迷信和神之宗教自由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在某种意义上,虽历经近百年的驯鬼年代并由此引起了文化生态的某些失衡,鬼文化依然通过神文化和诸鬼节文化顽强地存续着,鬼的文化生态也在各种社会调整中不断寻求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平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