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高句丽时间探析

公元四世纪,佛教已经从中国传入高句丽。佛教传入高句丽后,很快受到高句丽王室的推崇,并以国家行为在全国范围推广佛教。因此,佛教在高句丽的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对高句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学界对高句丽佛教的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问题尚存在争议。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简单的探析。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王铎撰《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探析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通《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出土于新乡市孟营村。墓碑青石质,碑石呈长方形,墓碑高197.5、宽71.5、厚4.5厘米,正面行文22行,满行62字,计1326字。碑额碑趺已佚,碑左侧正书,右侧篆书楷题"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此碑是由王铎撰文并书写,宋权篆额,陈之遴书题,三人俱为降清明吏;碑左侧由梁祚明篆书,梁祚明为新乡人,《新乡县志》《孝友传》载"壬申盗警"(指明末李自成军路过新乡事),他昼夜守城,并捐钱及粟,所著甚多。文中大司马即张缙彦,号坦公,河南新乡人。此碑不见著录。     

驿传制度:老地名的用字与古代交通 以江苏老地名为例

<正>中国古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主要是排、船等,而陆路主要是步行、马及马车等。江苏经济发达,与其自古以来的良好交通有很大关系。而驿传就是古代交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一定品级的官吏往来,以及传递诏令文书的人夫车马食宿等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已建立完善了驿传制度,有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秦汉时,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宋代,采用的是邮铺来传     

丁谓与《天香传》

丁谓是一个才华横溢、性格复杂的人物,后世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丁谓在被贬崖州时期所作《天香传》成为研究中医药用沉香不可或缺的文献。《天香传》的问世与丁谓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丁谓因此成为了对沉香进行评鉴和为海南沉香立传的第一人。     

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两座积石石室壁画墓时代的探讨,将集安地区高句丽积石墓的下限年代推定为6世纪前叶早段,并认为积石墓外部的基坛形态被高等级封土墓所继承。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研究高句丽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反而是以韩国为主的国外学者,与研究高句丽佛教建筑情况不同,国内研究渤海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颇丰,但多以考古学为主体,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和渤海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个政权下的佛教建筑同属于佛教建筑模式下的建筑构造体系;第二,两个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因此在佛教建筑风格上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有性;第三,因两个政权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前后发展顺序,所以后继者势必对前代技术和风格有一定的继承性;第四,因同为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的地方政权,所以都不可避免有着向中原王朝学习的过程,表现在佛教建筑上都受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模式的影响。     

大师频出 黔书传远——清代贵州书法谈之三

清代中前期,贵州真正完成了改土归流,整体进入到流官统治时代。外来入黔官员、商绅、士子大增,民风大开,文教兴盛,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真正融进了全国文化圈。自周渔璜名重京师后,贵州又陆续走出了陶廷杰、张日晸、陈法、花杰、杨芳、丁宝桢、李端棻、黎庶昌等一代名、重臣,他们在全国的影响,自然也提携了贵州文化的地位。再加     

读《厦门市集美区志》感受

一部志书能否突出反映地方特色,是检验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位于我国福建省厦门市的集美区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故里,也是海内外闻名的侨乡。2013年10月出版的《厦门市集美区志》(以下简称《集美区志》)是集美区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该志从布局谋篇到体裁运用,从资料选择到内容记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