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笔架山窑出土的宋代瓷佛造像

被誉为当代瓷都的粤东潮州是韩江流域古老的文化中心。潮州的古陶瓷源远流长,可追溯到五、六千年之前,如潮州城郊的陈桥文化。     

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的考古学贡献

饶宗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48年成书,1950年在香港出版,后收入《选堂集林(史林)》(1982年香港中     

明末以来韩江流域小盆地的变迁——以大埔县桃源地域为例

在韩江流域的群山沟壑之中,形成了众多狭小的盆地。大大小小的聚落主要集中在这些小盆地里,从而也构成粤东社会主要的聚居形态。通过对这些小盆地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山区社会变迁的过程。本文以大埔县桃源乡村变迁史为例,展示这一地域社会变迁过程。     

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

榕江流域位于韩江流域西侧,是粤东大地的一部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榕江流域进行人类学田野考察时,曾对该区域以往考古工作做了一番梳理[1],已注意到榕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呈现的文化多重性特征以及与各邻近区域的文化交流。我们把粤东大地这片沃土的史前历史概括为象山     

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

在“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韩江流域,把“客家人”视为一个族群的观念,是在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该地域百姓口耳相传的关于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人群分类观念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族群分类意识的传入、近代教育的推广和近代城市兴起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语言学理论认为,同一种语言由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因地域的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而导致在语音、语汇和语法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地域的分支或变体,使不同地域的人群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他们所说的话各有特点或彼此不完全相同。我国汉族地区所说的都是汉语,但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说的话有些是大不一样的。北京人把“叫”读做[tεiau^51],广州人却读成[kiu^33],北京人把“气”读做[tci^51],广州人却读成[hei^33];北京人说“客人”,广州人和客家人都说成“人客”;北京人说“再等一下”,客家人说“等一下掭”;北京话说“一棵树”,广州话说“一坡树”,厦门话说“一丛树”,而客家话则说“一头树”。诸如此类因地域的差异而形成的语言的地域分支或变体就叫做“地域方言”,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一般就是指这种地域方言。     

从出土碑刻看清中晚期韩江流域的行商风险

韩江自古以来就是闽西、粤东、赣南的商贸大动脉,韩江航运带动了上下游之间的商贸交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贸易为客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在行商途中也面临诸多的风险,如官吏勒索、艇户讹诈、牙商侵渔等.为了谋利保命,客商们赴官申控、建立会馆公所、设立船局来规避风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的兴起

2006年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去年12月中旬分别在香港、潮州举办了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并在潮州举办饶宗颐学术馆新馆落成剪彩仪式。我们特此选出《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的兴起》和《<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的考古学贡献》两篇论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