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日伪时期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     

一部还原三青团历史的新著——简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

三青团,全称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多维党派组织,由蒋介石赋予“组训全国青年”的任务,奉行国民党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总方针。在其总体活动中,曾经有过一段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一致性和革新政治的正义性,但更多的是以反共为首务(如收集反共情报、破坏进步青年学生运动等),在当时就有一些人视其为“一种特务组织”,后来在政治上又被定为“反动党团”。因而以往史学界对其很少问津,更鲜有将其列为重要研究课题者。在目前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关于三青团的研究虽不乏佳作,但从总体上看还比较单薄,尚无全面系…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我见到了毛主席

1957年2月20日,时任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长的我,因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幸从西藏来到首都北京.当时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见到毛主席.因为会议延期,我不能返回西藏,总政青年部安排我参加总政的干部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住在前门附近,这为我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提供了机会.     

黎明前的不灭火种

我是长沙兑泽中学高中部第30班学生,1948年舂插班入学,1949年上学期毕业离校。记得刚入校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学生自治会,虽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互助社,但不是进步社团。于是我和秦白知等几位同学,创办了校内第一个由学生白发组织的“伊甸社”。该社是一个文学社,社名源自伊索寓言中亚当和夏娃所在的伊甸园。当时我没想过,也不敢以进步社团自居,标榜进步。     

张黎群——中国青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

黎群同志永远离开我们走了,我感到无比悲痛。我从1951年3月结识黎群同志起,先后一起工作相处5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他为办好《中国青年报》奠定基础1950年12月,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统区学生运动

抗战时期三青团在学生中的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蒋介石在为成立三青团而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中强调“中国将来之命运,实系于一般青年之身”,因此三青团应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     

1920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的考证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函约其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建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10多人。同年11月,谭平山等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时,团员增加到数十人．直至1921年5月间停止活动。     

尼赫鲁1939年访华纪事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尼赫鲁,为了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定支持,为了加强中印人民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斗争中的合作,于1939年8月23日至9月5日,对中国进行了首访。访问期间,尼赫鲁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礼遇,国民政府最高层和中共主要领导都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国共报刊纷纷发文,称其为"印度民众的伟大领袖"、"我们民族的这位亲切的朋友"。尼赫鲁自己也称这次访华是"印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深     

柯庆施在安徽的早期革命活动

恢复安徽团组织1923年,共产党员柯庆施受命来安庆开展工作。柯庆施来安庆时,携有陈独秀的引荐书函。一封给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江彤侯,一封给陈的表弟濮德治(濮清泉)。到安庆后,通过江彤侯的关系,住在省教育会内,以教育会为掩护所,开展革命工作。此时,国民党人柏文蔚正出资在安庆创办《新建设日报》,经安徽大学筹备处蔡晓舟的介绍,柯庆施参加了报社工作。柯庆施利用负责编辑该报副刊及国内新闻的有利条件,经常转载《新青年》和《向导》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柯庆施还通过陈独秀在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表弟濮德治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