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激流中的中国青年党

正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激流勇进,奋起抗击,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其中,号称"民国第三大党"的中国青年党也投身抗日激流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脱胎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随后陆续在全国成立了二三十个外围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到抗战前,青年党的组织自中央党部到各省、市、县,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抗战爆发后,     

原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其错案的改正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省黄陂县陈家中湾人。1907年留学日本,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在日本东京宏文书院、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学习,获法学士学位。1911年春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次年5月支持其父——晚清进士陈宣恺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父任校长。1917年父死,陈时继任校长,抗战时学校迁往重庆,胜利后迁回武昌原址。武汉解放前夕,参加湖北和平运动。民国时期曾担任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世界教育会议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湖北省议会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和土改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错判刑12年(缓刑2年)。1953年病故于武昌。1984年6月平反。遗著有《政党论》、《南洋游记》等。     

全面抗战时期民主力量的聚合 ——以青年党、第三党为中心的考察

青年党、第三党对民主政治向来汲汲以求,但是屡受挫折.抗战前夕,青年党直接提议并促成国防参议会的成立.其后,两党积极推动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民主力量实现了初步聚合.民盟的成立则引起质变,民主力量实现了大聚合.两党在民盟成立及民盟盟务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抗战后期,在章伯钧等人的推动下,民盟打破政团界限并进一步左转,民主力量得以继续汇聚.另外,两党与其他政治势力广泛联系,最终形成民盟、中共及地方实力派三方联盟共同推进民主运动的态势.民主力量随之大为增长,民主力量的聚合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体温表”与“试金石”:青年党的军事活动(1923-1935)

1923-1935年的青年党,并不像其建党元老所言,全在文化学术和教育上用功夫,而是极度重视军事工作,花费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该党的“革命”方略.1935年6-7月,苗可秀被日寇逮捕杀害,该党军事活动至此告一段落.军事活动的失败,实际宣告青年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为继续生存下去,青年党被迫依附于国民党,改走所谓“宪政”之路.由“革命”到“宪政”,青年党军事活动的曲折命运,犹如一根“体温表”与一块“试金石”.借助它,更能准确地测量出民国政治力量对武力的依赖程度,更能深刻地认识民国政治力量残酷的生存法则.     

左舜生的三张面孔

正左舜生(1893—1969年),谱名学训,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他与曾琦、李璜并称"曾、左、李",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魁,在变幻莫测的民国政坛上叱咜风云、显赫一时;他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作丰硕,卓然成家;他是"书生略带名士派",在访问延安的繁忙日程中还提出要去看望江青和丁玲。     

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

正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国共之争由会场转移到战场。在国共两极对抗尖锐化的背景下,中间势力该如何抉择与自处,成为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不能不思索的问题。一在国共武力对峙的两极格局中,中间派人士关于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中立派,对于当前的国共纷争和内战应当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既不可得罪国民党,也不可得罪共产党;有些人以为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左舜生访问延安指名要见江青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成员大多是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