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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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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圻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人物,长期追随陆征祥从事外交活动.兹特从馆藏外交档案中辑选王广圻调任驻荷公使后有关其以荷兰公使馆随员身份出席1907年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的自述手稿,以飨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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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陆征祥相继做了9任外交总长、2任国务总理。
陆征祥8岁时母亲病逝,父亲陆云峰为了生活,在上海给西方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陆征祥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便随父亲在教堂里度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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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的尘埃,当我们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在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审视那些具有良知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漩涡中的种种辉煌和尴尬、无奈与痛苦,或许能给我们启示。我们仅以一战后对《巴黎和约》的拒签这一历史事实,重新审视时任国务总理、外交大臣陆征祥的抉择,是爱国还是卖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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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在和会的筹备阶段及初期,中方将“废止特权”与“平等原则”作为对德、奥条款的核心底线,并随着会议进程的深入不断推进对德、奥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拒签德约后,奥约问题成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其能否顺利签订关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北京政府更是明确将奥约签订一事与加入国联绑定,并寄希望于英、美方面的帮助。是时,和会中各国针对奥约的主张、态度不一,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人通过积极协调、斡旋,最终使得奥约顺利签订,中国也以此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总体来看,中方在签订奥约的过程中表现积极主动,加入国联也符合一战后北京政府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但从长远结果来看,中国朝野上下所期许的“战后新秩序”并未因为国联的成立而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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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相较于晚清以来的两次建交尝试,此时呼吁中梵建交固然与国民政府全力争取外援的抗日战略一致,但大背景已经改变,废约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国民政府考虑与梵蒂冈建交的重要因素。外交部在分析利弊得失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把中梵建交事宜提上日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国民政府虽然仍存顾虑,但总体上倾向尽快与梵蒂冈建交,并实质性启动了建交通使的准备。不过,这一次由于梵蒂冈态度消极,建交问题再次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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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时至今日,仍是真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二十一条"签订中,虽多种原因而未能直接参与谈判,但时任外交部参事的他始终作为参谋人员身历其中,并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深知其中内情,其回忆录对"二十一条"签订始末也有较为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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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辑“外交”,正如编者所言,“其中不少史料是未公开发表的,是研究北洋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资料”,①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笔者在研究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时,在运用其中某些资料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不注意会给资料的使用者产生误导。本着知无不言的宗旨,在此就“陆军部关于派赴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赴欧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电”作一辨析,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件档案原文为：“东京章公使鉴：陆总长赴欧,政府决定派梁少将上栋、吴少将振南为军事委员,并有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