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帝国梦

从陇南西和县出城，顺龙昌公路南行，前往心仪已久的仇池山，有将近80里的路程。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下一座座安卧于小河边的村庄，朴素而恬静。何坝镇过了，洛峪镇过了，大桥乡龙凤村到了，其实也就到了仇池山的脚下了。下车，举目一望，眼前的仇池山高可参云。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民主这个概念十分复杂。一般都说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但我们也都知道,"多数人的统治"在某些条件下恰恰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其实已经不再是民主这个词本身字面上的意思了,它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全唐文》收李知玄《古塔记》辨伪

李知玄《古塔记》是现存记录湘山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经比较《全唐文·古塔记》《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二种文本,围绕所涉地名、籍贯、著述、禅法特色等六方面差异考证,证实《全唐文》所收《古塔记》实际上源自康熙《湘山志》,经过《湘山志》编纂者谢允复系统改编,远非李知玄《古塔记》原本。《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更接近李知玄原本,是反映唐代湘山全真和尚生平、禅法思想的可靠材料。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拉施塔城堡镇:一处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伊朗遗迹——基于文献、地理考察和考古遗存的推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并生产丝绸的国家,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曾考证,在萨珊王朝(224-651)后期,中国桑蚕养殖技术传入伊朗.本文以伊朗神话和历史文献中哈弗特瓦德之虫故事为着眼点,考察该故事的发生地凯加让的地理位置,并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拉施塔城堡镇的历史遗迹和文明年代,从而将伊朗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年代提前到帕提亚王朝(前247-公元224)晚期至萨珊王朝早期,至于传播的路线,本文也作了两种推断.这一新发现和研究,对于探索中西物质文明交流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天梯山石窟北魏壁画艺术特征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精神文化需求增加,相关人员也进行了文化内容的制作试图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有一些人将目光聚焦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上,在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化及人们的习惯。天梯山石窟素有石窟鼻祖之称,历史悠久,其壁画研究价值极高。它是石窟艺术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它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有待开发。文章就以天梯山石窟的北魏壁画的发展历史作为切入点,从天梯山石窟的现存壁画中了解以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为代表的北魏壁画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结合大量的文献参考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给从事艺术方面的、想了解北魏壁画的人员一些理论参考。     

资讯·国内

新疆轮台:卓尔库特古城通过对轮台高等级城址卓尔库特古城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初步确定其形制布局为三重城结构,时代为战国至魏晋,主体年代为两汉。内城城墙东部营建高台城址,形成内、外、高台的三重城结构,在新疆及中亚地区均较罕见。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宫城二号殿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的考古发掘显示,宫城二号殿或与文献记载中的“显阳殿”有关。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