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保护利用研究——以桑植红色民歌为例

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根系和脉络。廓清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范例,探寻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利用长效机制,成为高质量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通过阐述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并以湖南桑植红色民歌为研究样本,透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基因要素,总结桑植民歌活态化保护利用的实践经验和传承挑战,最后从人格化传承、空间化保护、数字化再现和产业化利用等方面,系统构建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长效机制,以期为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智慧旅游视角下红色“云旅游”模式发展策略探究——以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智慧旅游的“云旅游”作为信息时代整合旅游资源、学习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线上旅游新模式,给红色旅游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将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5G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文旅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实际情况,研究其红色“云旅游”模式的发展现状与策略,以期助力博物馆“红色文旅+智慧旅游+云旅游”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在“肃反”中的宽宏大量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为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决定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一场"肃反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史称"延安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仍对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从红军到八路军细节历史的再现——读两本同名书《抗日的第八路军》

两本同名著作《抗日的第八路军》皆精彩地描述了长征的开端、强渡大渡河之战、长征中的妇女、红军和西安事变等细节情况,反映了红军改称八路军前后的相关史实,展示了延安精神的一个侧面。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简述东北解放区的对外贸易

<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10万部队,2万多名干部挺进东北,创建东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初到东北,遇到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厂矿停产,银行倒闭,商店歇业。解放区的财政支出极为紧张。开始财政靠搜集日伪物资和发行纸币维持开支。然而,日伪物资有限,纸币发行量不能太大,两种办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46年秋季,摆     

新四军“中安”轮沉没惨剧

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征途中,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烈士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也有不少人因偶然情况惨遭不测而牺牲了宝贵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北撤的一艘“中安”号轮船夜渡长江,不幸沉船,800多名官兵遇难,造成了至今仍令人震撼的惨剧。     

廖承志参加长征

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