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平博物馆馆藏东汉双耳铜甑铸造工艺及其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桂平博物馆藏东汉铜甑对于研究广西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器物长期保存于潮湿环境中,矿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亟须保护修复。本研究应用X射线影像观察、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模拟实验验证等方法研究了器物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以及锈蚀产物成分。结果表明该器物为整体铸造成形,器物铸造时使用了轮制技术、刮板造型工艺以及铸后刻纹的工艺,箅部范块制作过程是用器身模翻制器身范后脱模,将器身模的圈足部分切下,然后在圈足泥模上刻出箅部型腔。在此基础上,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力求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手段与现代修复理念相结合,通过除锈、修补等保护修复措施后,不但提高了器物的整体稳定性,而且达到了可以展陈,发掘文物潜在价值的要求。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青铜容器铸造工艺观察分析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青铜容器,包括尊、瓿、盘、觚、鼎、提梁卣各1件。本文通过对铜器上遗留的工艺痕迹进行肉眼观察,对铜器的铸型设计、芯撑情况、浇注位置等铸造工艺环节以及铸后加工的细节进行了初步的判断和复原,指出该批铜器的铸造工艺与安阳出土的殷墟前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这一结果对认识和揭示这批青铜器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法》成书及版本考述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根据《史记》和《左传》的相关材料可以基本认定,司马穰苴是陈完的后裔,其军事生涯大约在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至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之间的某一段时期,今本《司马法》5篇应该是齐威王时齐国大夫追述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军事思想的混合体,它来自宋代刊定的《武经七书》,有三卷本和一卷本两个版本系统。     

陆龟蒙诗文集版本源流及补遗考述CSSCI

本文通过考订陆龟蒙诗文集的版本源流,试图厘清后人所补诗文的来源及真伪,从而判定其现存作品的具体数量。所得主要结论为:宋以后流行的《松陵集》中收录陆龟蒙诗歌330首;其自编《笠泽丛书》在宋代至少刊刻过三次,诗文递有增补,到叶茵编纂《甫里先生文集》时,所据《笠泽丛书》有诗文151篇。《甫里先生文集》收诗文652篇,叶茵所辑多数来自《万首唐人绝句》、《文苑英华》和《唐文粹》。元以后的辑补成果基本收入清编《全唐诗》和《全唐文》,加上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所补,以及本文所补残句一则,陆龟蒙现存单篇诗文共665篇,诗赋残句10则,存疑诗1首。今人宋景昌、王立群点校《甫里先生文集》所收作品最全,但有误收、失收。清编《四库全书》收入陆龟蒙《小名录》二卷。陆龟蒙《吴兴实录》四十卷,宋以后不见流传。     

北魏永安五铢砂型铸造的一条历史记载

正《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上发表了周卫荣先生的《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一文,指出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枚背错范永安五铢"是以往的范铸工艺解释不了的,无论是叠铸还是块范(铜范或石范)浇铸的范位移(错范),都不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当系翻砂工艺过程中因操作失误产生的重印,是由翻砂造型时因母钱两次压印造成"。     

元宝币值的诞生与形成

<正>一、元宝币制诞生的历史背景唐肃宗李享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叛将史思明占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大圣燕王",建元"应天",熔寺佛铜器铸"得壹元宝"大钱,一以当百与开元钱并行。这一时期,虽为大唐帝国的鼎盛时期,但朝廷养奸谋贤,地方上豪强割据,致使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兴兵叛乱,进逼长安。"得壹元宝"就是在这动荡时期诞生的。安禄山的部下史思明占据范阳时,销洛阳铜佛铸得壹元宝。得壹元宝轮廓精良,铜质暗红纯净,铸造工艺讲究,钱文清晰规互,隶书"得壹元宝"四字旋读,钱径3.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束腰爵新探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束腰爵。从形制分析,束腰爵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ⅧT22③∶6)比较类似,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束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显的铸造披缝,而三足的外侧面顺着腹部自然延顺,在腹与足的连接处以及足部的外侧面,没有任何披缝的痕迹,足部外侧和内侧有明显的凸起分界线。这些现象表明,其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1块底范、1块鋬部的活块芯构成。束腰爵三足外侧弧形凸起显著,可能是在外范上也做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显示,束腰爵鋬上有四个规整的方孔,检测表明,四个方孔并没有在鋬的表面形成镂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头与外范之间存在缝隙,未形成镂空的方孔。方孔的作用一是镂空装饰,二是可作鋬部泥芯定位的工艺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件爵底部的外缘,与腹壁的分界处有一处凸起,可能是浇口的痕迹。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部队专用“定活两便定额存单”考述

近年来,随着钱币收藏与研究的不断扩大、深入,作为现金兑换券的银行存单、支票、汇票等被视为人民币系列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和重视,且不时也有一些珍品浮出水面。今年6月初,我在贵州觅得一套6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部队专用定活两便定额存单”,由于未曾见到相关报道,现结合史料对该套存单及有关情况谈谈个人的认识。一、存单的种类、形制该套存单共5枚,为5圆、10圆、20圆、50圆、100圆五种面额,均为竖式三色印刷,无水印。每种存单上的存单号和“部队专用”文字同为红色印刷;每张存单的颜色和大小都有差别:伍元券…     

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考述

致力于考述成都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的《武侯祠碑刻之沿革与现状》的（一）、（二）、（三）等文,已先后刊载于《四川文物》和《成都大学学报》。本文为其续篇。至此,祠内1949年以前镌刻的碑刻除唐代镌刻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外,已全部整理完毕。唐碑之沿革与现状,因其内容庞杂,拟专文考述。     

清代太湖县五十两银锭

中国用银作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将白银按一定形状和重量铸造成的块状物,通常称之为银锭。清代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赋税均征收白银,政府支出及民问各地相互问的交易,也以银为主要货币,因此对银两的需用量很大。清代银锭是在清政府大力提倡“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清代银锭按其大小,可分为大锭（五十两）、中锭（十两）、小锭（五两以下）及碎银4种。清代银锭流通广泛,各省自行铸造,商民也可委托各地银炉自由铸造。由于地域不同,铸造工艺流程不同,各地银锭的器形各异,形式多样,名称繁多。如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多为船形（形似倒扣的马蹄）,江西、甘肃、贵州等地多为方形,四川多为椭圆形,广东、广西主要铸行砝码形银锭,河南和宁夏等多铸行腰形银锭,牌坊锭（马鞍形）则是云南公估银的标准器形。由于清代银锭的广泛流通和分散铸造,致使清代银锭各种造型并存。但清代的五十两大锭,器形一般只有船形和方形两种。人们通常见到的多是两头翘起的船形元宝,习惯上即将其称作银元宝。笔者现介绍一枚清代安徽太湖县铸造的五十两银锭,与同好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