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城阳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汉墓出土铜镜为例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城阳区古庙汉墓、文阳路汉墓、后桃林汉墓、玉皇岭汉墓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可观、种类丰富,由这批铜镜可一窥当时古不其城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西汉中期到晚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城阳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城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与功能探讨

不同空间赋予了器物不同的意义,墓葬空间中的随葬铜镜除保留照容特性之外,还拥有多重功能。通过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墓葬中铜镜的放置方式和出土状态,可以发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逐渐固定、空间属性明显加强。墓葬中的铜镜除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外,还作为玉璧替代物,与其他器物组合出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功能是古代镜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风俗也流播至海外,周边国家对此仿拟、沿袭,并进行了适宜本土文化的改动。     

海兽葡萄镜纹饰的研究与探析

铜镜是人们日常生活起居所使用的重要生活用品,从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发展至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铜镜种类繁多、式样丰富、纹饰精美、制作精良、寓意吉祥,以汉镜和唐镜最为人称道。其中海兽葡萄镜以其镜面纹饰图案充满神秘色彩格外引人注目,其镜面纹饰的主体“海兽”和“葡萄”均为唐代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产物,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文章以新乡市博物馆馆藏唐代海兽葡萄镜为例,试着以其镜面纹饰探讨其传递的文化信息与符号。     

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

对于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年代到现在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对东周燕式铜敦、豆表面纹饰的分析,发现了其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其纹饰的主题不仅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纹饰中最早的型式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纹饰的特点,但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时期。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东周时期部分燕国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相对年代标准。     

从查海遗址蟾蜍纹谈其寓意的流传

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带有动物纹饰的陶罐,一面为蟾蜍纹,一面为蛇衔蟾蜍纹,这是在目前已知出土文物中出现动物纹饰时间最早的,不仅如此,从发现这种纹饰开始,它一直延用至今,并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喜爱。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蟾蜍纹饰的发掘报告及相关资料,对我国蟾蜍纹的寓意流传进行梳理探究。     

谈清代铜镜文化

清代铜镜虽处于铜镜历史衰退期的后段,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本文即着眼于清代铜镜所表现出的文化风格并分析其成因,另外利用现代研究成果,对清人著作中因时代局限而出现的一些断代错误作出订正。     

论长沙西汉墓出土的草叶纹铜镜

中国人使用铜镜有近四千年的历史,直到清代铜镜才逐渐被西方传入的玻璃镜所取代。中国早期的铜镜发现不多,到战国铜镜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青铜的合金成分已达到最佳配比,如当时的楚镜,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铸为明镜绝尘埃 翡翠窗前挂玉台——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赏析

在古代众多生活用品中,铜镜凭借华丽的纹饰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脱颖而出。历朝历代的铜镜都各具特色,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趣味。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藏有为数不少的唐宋铜镜,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此进行介绍。认识铜镜、探索铜镜,不仅能研究文物及文化,更能寻觅中华艺术之美。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