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汉冶萍铁路是东亚近代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是日本侵略与掠夺中国资源的运输线,是亚洲近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活标本。中国应借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抢救保护汉冶萍铁路工业遗产。     

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日本首任驻外武官福原和胜在华活动探析

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结盟构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驻外武官名义上须接受大(公)使节制,具体职务、权限、预算等均独立于外交系统,这尽管是国际惯例,也为军方与外务省的龃龉埋下了隐患.福原任职仅一年即被召回,表明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创设初期已现端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未有根本性解决.福原卸任驻外武官一职后,又迅速被秘密派往中国展开情报活动,其职权已扩充至军事、商贸、借款等多项业务范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从福原和胜的活动可知,明治初期除了派遣来华的日本外交官、军方人士及民间人士,在华外国人也是日本政府构筑对华情报网的重要一环.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中东铁路上的小城风云

从满洲里出发,中东铁路经过博克图之后便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博克图,蒙语意为“有鹿的地方”,它是大兴安岭通往松嫩平原的咽喉要道,在沙俄和伪满时期一直是重军把守的战略要塞,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天堑与通途:清末民初铁路与天津城市空间探析

清末民初在天津城市空间从传统的城厢向四乡拓展时,铁路的引入使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剧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铁路带来的变化并不能完全用商贸繁荣程度来衡量。东站在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的同时也阻断了沈王郭旺诸村居民的市内交通,使铁路两侧迥然不同,形成一块特殊的隔离区。西站的建立并没有使当地传统的商业中转中心复兴,反而因联运使得当地商业利益受到冲击。而不同城区居民也通过各自方式应对铁路带来的变化。沈王郭旺诸村居民通过呼吁政府修筑地道的方式将铁路带来的隔离效果略为降低。而西站附近居民通过疏通西站的方式使其没有彻底贯彻联运,保障了本地的商业垄断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