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衫大侠

我一直以为曹衍正是1950年代的江苏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最近读他的简历,才知道他从1953年初直到1956年中,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想想也释然:那时交际处的职责,几乎涵盖了现在省委省政府接待处、外办、侨办、台办、友协等诸多部门的接待任务,中宾外宾,中央地方,党政军民学……只要是来江苏的客人,统归交际处接待安排。没有足够高的职级,是没法取得各方面的配合以完成接待任务的。当然,曹衍正还不只是做接待工作,那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     

《湘潭赋役成案稿》所见清代湖南钱粮征收中的官绅博弈

清初湖南在钱粮征收方面存在私征滥派等积弊,这些多征派的银两,按照“分润上司”的方式,层层输送,形成官场的“陋规”。而以湘潭生员石仑森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利用人脉关系,甚至京控,为民请命。而咸丰年间的“湘潭章程”,也是由湘潭举人周焕南等士绅率先倡导,并经过地方知县、知府、藩司、巡抚各级官府反复博弈之后才得以出台。而官绅博弈下的“减赋”与“减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盘踞于征收诸环节中书吏们的牟利空间。而一旦外在的制约不再,各种侵吞依然会层出不穷。     

明代浙江地区存留钱粮的财政功能与杂办银的成立

明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侵夺,卫所军饷、宗室廪禄开支的增大和宝钞的贬值是造成地方政府公费银转嫁给里甲人户承担的原因。其实地方存留粮除用来支付官员俸禄、儒学师生廪给和孤铎口粮之外,主要用于卫所军的备用粮,并不负担地方政府的公费开支。因此,使用地方存留粮补足屯田子粒的缺额,不但有据可依,而且与地方公费不足用的问题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各项公费支出使用的"官钱粮"其实专指存留钱钞,所以明前期持续的宝钞贬值是造成公费转嫁的直接原因。里甲人户最初以"甲首钱"的名目负担各项公费支出,随着地方财政用银量的增大,最终在正德时期形成了正式的"杂办银"制度。     

玩转大清王朝的小胥吏

正清代的吏治恰如由天堂和地狱组合而成的一份套餐,既给有清一代的吏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弊端,但清廷不得不承受这双重的效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痛并快乐着"!     

“学霸”与明清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的“学霸”是指科举生员中扰乱基层社会的不法之辈。他们利用生员身份所获得的特权,左右选才之途,结交胥吏、胁迫官员,参与或主导地方经济纠纷,干预词讼、扰乱治安,成为影响明清社会的一股力量。“学霸”群体和官方势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不但体现了其群体意识的增强,而且反映出鼎革之际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的现实。通过“学霸”这一视角考察基层社会运行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明清社会变革。     

清中后期地方亏空与钱粮蠲缓研究

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清代子弟书的诞生同八旗子弟生活方式的关系

子弟书是清代中期八旗子弟创造的特殊艺术.它的诞生同八旗子弟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以及汉语水平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八旗子弟作为清代的统治阶级,他们有保护国家安全的使命,除了做官当兵之外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他们在享受国家钱粮的同时也受到许多人为的束缚.许多人在无所事事之余将自己的时间都花在艺术和享乐上,子弟书就是其中之一.在清军入关之前,清代统治者就极为重视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旗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经久不衰.至康熙未年,八旗子弟已经完全掌握汉语.旗人中出现了大批诗人才子,子弟书诞生的文化土壤已经形成.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清代广州“满城”述略

京津八旗官兵移民广州之初居住在封闭的“满城”之中,在经济上他们依赖“钱粮制度”;在政治上清政府通过“骑射训练”不断强化他们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必须多项行政禁令。“满城”的存在使广州世居满族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满城”制度是造成广州世居满族辛亥革命后悲惨命运的根源。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纸背奏销册研究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是一种新发现的清代公文纸印本,是1920年底至1922年之间傅增湘委托张元济用“官纸”搭印的《四部丛刊》零种,所用“官纸”很可能出自内阁大库档案所存奏销黄册。经整理研究,《毛诗》纸背奏销册原题名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分“满汉各镇标协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银米豆草束文册”,它与现应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种同年同名黄册一起,共同构成康熙六十一年浙江省兵马钱粮奏销册。该纸背奏销册的发现,既可以与存世的两种同年同类奏销册互为补充,又可以增加目前已知的清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的数量,在文献学上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