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

1933年以前的20年里,国内农副产品的年贸易额达数十亿元,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由于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上市时间不一,各地形成了在同一时期松紧不一的“金融季节”,上海作为当时金融业的总枢纽,常年处于高效的运营之中,通过汉口、天津、香港等分中心,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金字塔形的金融网络,把资金从相对宽裕的地区调到比较紧张的地区,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传统的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向其发放大量的信用贷款,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当其资金短缺时,向银行大量拆借,与银行形成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局面。     

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

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加入钱业公会的会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行业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扩散,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可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

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底,上海钱业公会出面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多笔垫借款并承销债券,这既有支持该政权的政治含义,但在是否达成债款、借款的相应条件以及清偿结果等环节,都还有着商业利益的原则。钱业公会内部对相关问题同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虑,往往经过多次讨论、权衡利弊才做出决定。有关的档案史料表明,上海钱业虽然从对国民政府的垫借款、承销债券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时期里所持态度趋于消极,仅据达成的各项协议本便对两之间的关系做出定性和相应的定量分析,则可能过于简单化。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钱业风潮原因论析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接连发生钱业风潮,除了全国性一般原因如钱业自身弱点、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白银法案及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财政经济政策影响外,还有浙江比较特殊的原因.中国蚕丝业的惨落和上海金融风潮直接引发了三十年代浙江的钱业风潮;浙江银行业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1年以后与整个经济不相协调的畸形发展,也是引发浙江钱业风潮的重要原因.     

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

2007年,笔者看到《印度时报》刊登的改变世界的50项发明Ⅲ中列了中国的算盘、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时,曾给《中国文物报》撰文,指出,在改变世界的发明中,至少还应加上一项中国古代的另一重大发明——翻砂工艺。近来,钱币界常有同志问及这一问题,故此,再作短文介绍,以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近代钱庄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钱庄(银号)①是中国明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金融机构。早期的钱庄业经营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发展到近代以后逐渐演变为具有多重功能的综合金融机构,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四百年的时间。近代开埠之后,钱庄被外国人称为"native bank"或"old-style bank",在国内商品交易以及外国商品的输入和中国土产输出的对外贸易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资金融通作用。钱庄业在票号衰落以后迅速发展,与民资银行、外资银行逐渐形成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