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问题

<正>真实性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它源于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等人对古典艺术品价值的认识。在欧洲基于艺术品和纪念物的遗产保护语境中,真实性的对象和内涵都是清晰的。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反映了同样的修复原则,强调了对古代遗存物质真实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

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法律和制度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税收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方式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了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了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了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由此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体系。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制定、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曾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遵循。税收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效能,通过这种效能干预国家和社会管理,维持财政收支格局,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     

制定工业遗产评价导则的必要性

<正>2014年5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联名发表了《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导则》结合国际宪章《下塔吉尔宪章》、英国的工业遗产选定基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调研了部分工业遗产普查机构,对选定标准进行研究总结,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为何要研究制定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如何进一步     

从国际主义到全球化——试论《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概念的衍变

遗产保护准则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准则或以宪章、建议、宣言、议案等等不同形式呈现,大都由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国际机构发起撰写以及采用。其目的就是试图在保护全人类的文化财产这一大议题上,寻求具有规范性和共通性的答案。在当时以西方欧洲列强国家为主的战后重建与和平反思的背景下,这股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是国际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观念产生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来更客观地看待其所蕴含的意义,并由此反思过去的数十年,在因社会和经济结构变迁,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到全球化的现今,如何解读《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公约》的当代价值。     

从我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历程看《威尼斯宪章》的影响

《威尼斯宪章》1964年公布,但对于中国石质文物保护领域的真正了解来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在此之前,在大量实践文物保护工程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保护理念。威尼斯宪章主要是由欧美的文物保护专家起草的,里面阐述的原则主要涉及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反映的是西方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历史过程。但是也要看到,威尼斯宪章是百多年来西方文物保护专家实践的总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并应用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实践。在石质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方法上,当今东西方的差别不多。一个成熟的文物保护理论,必须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为背景,因此在中国文物保护领域进行价值评估以及保护程序实施或技术措施应用时,都要考虑中国文物古迹的特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观念等。     

中美在安理会上的首次交锋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恶行径。美国人为了反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要安理会讨论。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讨论有争议的提案时,     

飞离美国（续完）

第二十章 走访联合国 它的路程并不遥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花费了22余年的时间，才跨入其守卫并不太严的大门。它的大厦并不很高，而世界的目光却往往透过纽约摩天大厦的丛林，被它紧紧吸引。占地仅有109亩，楼高仅有39层的联合国总部哟，我来了，就不能不把你看个认真……     

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的诞生

一幢古老建筑可以有多方面的价值。它可以有实用价值．还能住人：可以有经济价值,还卖得出一笔钱：可以有情感寄托价值．引起一些人的怀念之心。这些价值都不稳定．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它们都会渐渐降低甚至消失。但它有一种价值是不会降低和消失的,那就是历史认识价值,它们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主要是在艺术史和科学史的框架里体现。就是说．古老建筑都携带着历史信息,而这信息的价值只会随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强。一幢古老建筑,当它携带的历史信息比较丰富、独特,在所有历史信息的系统中占有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地位时,它就可以被审定为文物建筑。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

中国的大运河一直是炎黄子孙所珍视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的申遗热,更促使学界将大运河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之中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国际重要的遗产研究团体也对大运河这一特殊案例给予了多方关注。当前学界对于大运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等重点专题都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但与世界遗产理论体系并没有充分地接轨。因此,有必要从世界遗产体系中已有的相关文件在对大运河价值评估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探索"文化线路"对于大运河特质识别和价值研究的理论指导,从而发掘出对大运河遗产的新认识。     

论《澳新协定》对缔约国外交与防务战略的影响

1944年1月签订的《澳新协定》是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签订的一个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协定的签署使得澳新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区域性本位意识得到了加强,协定中有关国际组织的设想对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诞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关参与战后太平洋地区停战协定以及战后安排的条款,更是成为澳新两国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然而,该协定所显示的澳新有关太平洋岛屿处置的原则,给太平洋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初期澳美战略协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