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文物,从云山海涛处“归来”

公元753年11月15日,一艘日本遣唐使船在海上历尽艰辛后,终于完成出使任务,回到日本,在鹿儿岛秋目浦登陆。使团上岸的人群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僧人,被人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在一片簇拥中踏上日本国土。他就是唐朝高僧鉴真。     

龙兴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临海城内游人最多的,除了巾子山和古城墙之外,当属龙兴寺。与其他景点相比,龙兴寺透露出的是浓厚的佛教文化信息。     

唐代旅桂名人对桂林文化的影响

唐朝实行流徙和贬降制度。流徙是继承隋制而来,贬降是唐朝的新制,是把犯罪或有过失的官吏降秩贬级,例授偏远之处。唐朝统治把流徙和贬降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使用,因此导致大批流人、左降官流人岭南桂林等地。这些流贬桂林的官吏和由于各种原因游历桂林的名人,有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李昌嶝、柳宗元、戎昱、李商隐、李渤、元晦、莫休符、鉴真等人。     

“遗像千年归故里 友情万代发新花”----记“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

唐代高僧鉴真6次东渡日本,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丰碑。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中,曾专程到奈良唐招提寺参观,拜谒了鉴真大师像,还向该寺赠送由扬州漆器厂制作的鉴真东渡船模型“友谊之舟”。作为鉴真大师故里的扬州人,我们不由得想起28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经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鉴真大师像千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两地巡展,轰动一时,造就了中日友好交往的又一段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专门为此题写纪念碑文“遗像千年归故里,友情万代发新花”。     

论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佛教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东渡弘法,使日本的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被称之为日本新佛教。本所论述的即是鉴真东渡后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从中亦可看出七、八世纪时中日化交流的盛况。     

明清福建的旅日僧侣与日本宗教的发展

明清时期,福建人民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到国外定居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佛教僧侣前往日本,他们在日本弘讲佛法、监造佛寺、培养门徒,或是传播医术、汉文学、雕刻艺术等,把中华民族文化卓有成效地传播到日本,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自唐代鉴真东渡以来又一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本文试就这一时期福建籍僧侣在日本弘法的情况及其对日本宗教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作一分析研究。     

鉴真第六次东渡和黄泗浦遗址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大唐高僧鉴真一行悄悄乘船至黄泗浦,并秘密转搭遣唐使大船东渡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医术、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200余年后的2008年,黄泗浦港口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随后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南朝时期的水井和道路、唐代古河道、唐宋时期的房址、仓廒、灶坑、水井、道路、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具.尤其是来自全国多个窑口的瓷器.真实再现了唐宋时期黄泗浦港口的社会盛况.这些发掘结果显示.黄泗浦遗址是唐宋时期长江入海口南岸一座规模较大的集镇.并基本揭开了遗址与鉴真第六次东渡的疑团.     

舟山仿制“鉴真号”古木帆船下水

为了迎接“哥德堡号”造访舟山沈家门港,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和普陀区岑氏木船作坊联合设计打造一艘1300多年前鉴真东渡日本时所乘木帆船“鉴真东渡号”,该船总长30．5米,宽6．2米,型深2．4米,总吨位150吨左右,建造投资额80万元．2006年10月24日“鉴真号”仿古木帆船在舟山顺利下水．     

让文化“流”起来,让世界“活”起来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东方古韵而神奇,东方之外的世界鲜活而美丽。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它历史的源远流长足以证明其影响力和重要性。回首数千年国史,自郑和下西洋起,中外文化交流绵延不绝:日本节渡使、鉴真东渡、马克波罗来中国等,这些交流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注入活力,也成就了大唐的辉煌。而文化交流一旦阻隔,信息闭塞,落后于时代也不可避免。试看,我国清政府自以为地大物博,闭关锁国,中外交流断了乱了,工业时代的尾巴亦没有够着,最终沦于任人鱼肉的局面。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看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佛教高僧和思想家,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可视为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行东渐"的双璧。鉴真游学、东渡于盛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期间,其时亦属儒佛道三教文化的长足发展期。在武则天崇佛抑道轻儒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重佛轻道的中宗和崇道兼佛的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玄宗崇道抑佛升儒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实为鉴真东渡的思想因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