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向科学要答案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在抗疫期间受到舆论关注,默默承受误解,隔离“信息病毒”;作为科学家,他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获批使用的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同《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谈中,高福不断在同管理者、科学家、公众人物的身份间切换。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每一个身份都充满戏剧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是您的幸运,还是不幸?”听到这个问题,高福毫不犹豫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尊君、改制与"实理公法"的初创——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世界观形塑为中心

随着19世纪末期思想与时势的密切互动,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学与西方学说的"创造性诠释",初步实现了他对于心目中新世界观的形塑.这一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中,凸显对于君权与大一统的尊崇;第二,在新的知识谱系与道德关系当中,以平等与人道的原则,建构以几何知识为框架的"实理公法";第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进而推动儒学在殖民时代的自我转化与全球扩张.这一奠基于"实理公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形塑,意味着康有为开始尝试以一种倾向于客观知识与外部制度的"普遍性",取代传统儒家世界观重视内在德性的"普遍性".     

20文型铜元改制士敏县“农会会员证”考

严格说“农会会员证”不算一种“币”,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以及和普通铜元的奇妙结合,在铜元界和徽章收藏界均受到重视。笔者同时发现的有多枚,均为20文型铜元改制,除编号不同之外,文字、图案完全一样。正面文字除了“会员证”三字之外,底下的六个字是“士敏县农会制”,多数笔画简略,难以辨认,加之“士敏县”目前已不存在,在历史上记载也很少,因此很多收藏者、研究者往往无法正确解读,     

文物商店改制问题探析

在回顾国有文物商店历史成因、分析文物商店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其改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国有文物商店改制的特殊性以及国有文物商店改制必须要处理好的四点关系。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雪泥鸿爪忆十年

1993年3月15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人潮涌动。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随着众多人大代表一起从东门进入会议大厅,刚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就被眼尖的记者发现。顷刻间,我陷入了聚光灯和麦克风的重重包围之中。     

敢作敢为的冯太后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究竟谁是这一改革的主角？由于历史记载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把功劳归于孝文帝拓跋宏,甚至直接称之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北魏女政治家冯太后的实际作用,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孝文帝即位以后,北魏政权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为孝文帝的年号是“太和”,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太和改制”。     

陈“卖光”今昔

当年遇到巨大阻力和非议的股份制改革,如今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普遍经验经验说,凡被高度简化的"模式",必省略了可以帮助理解事件本质的关键性细节。这在陈光的两个别名里有所体现——从1993年至今,他背负着两个概     

电信重组与高管沉浮

此次重组同样可说是伤筋动骨,电信业高管的个人事业前景将因此迥然不同中国电信发展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5月23日,运营商重组及高管调整方案出炉;5月24日,三部委正式公布了鼓励运营商重组的相关文件;5月25日,5个运营商发布公告,正式确认即将重组。中国电信业重组在数年争论后终于揭开面纱。这是原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李毅中担任工信部首任部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