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国难当头赴前线 血战沙场万古青——记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宜宾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率先拉开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艰难曲折的反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好儿女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号召,潮水般奔赴各抗日前线,用他们的智勇、鲜血和生命,换来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钟子莲第一次完全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及其破产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治诱降失败之后,炮制了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企图一举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基地。但计划出笼不久,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进退维谷,难以实施。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头目再次叫嚣实施作战计划,以作垂死挣扎。但历史不可逆转,计划的破产和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概述了该战略计划炮制的过程及其破产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的狼子野心。     

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     

征稿启事

<正>《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国内刊登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刊物,1998年以来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2012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坚持学术性,密切跟踪学术前沿,注重学术创新。辟有     

美国大使驻留南京的背景考察——以1949年国民政府南迁为契机

美国作为国民政府在二战时期和战后的盟友,一直竭力地扶持国民党,尤其是国共内战时期,更是大力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但是到了1949年年初,国民党军事和政治都接近崩溃之时,选择南迁都城。而此时美国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跟随政府南迁,而是留在南京选择和中共的接触,这成为了当时让各方势力感到奇怪的事情。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对于国民党已经失望透顶,正在努力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避免陷入与中共关系的死局。     

中山舰事件前后李之龙的命运沉浮

中山舰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被认为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开始。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至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而言,都是极其深刻的。对于中山舰事件,传统史学的一般表述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李之龙何许人也?李之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海军局代局长,相当于海军司令。然而在此后的历史中,李之龙这个名字却消匿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同时期在广州的共产党员,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