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面临重融主义的挑战

在新加坡举行的7大工业国(G7)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次成为讨论的重点。与会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呼吁中国应让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日本财政部长更是明确提出,汇率应该反映经济基本面,那些具有庞大经常项目盈余的新兴市场应该有更灵活的汇率     

16、17世纪中英两国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

16至17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转折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式脱胎于封建主义制度。中英两国的统治者对资本主义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从两国的经济政策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通过比对分析两国的对外商业贸易政策和财税政策,我们从中可得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结论。     

“重商主义”作践少林文化

按照基本的逻辑思维,成立“嵩山少林”文化旅游公司,明摆着的是利用“少林寺”的知名度搞商业运作,但无论是“被上市”的少林寺,还是港中旅以及登封市政府,都拿出一副“糊弄”公众的态度,不由人不生疑。     

齐国“兵弱”说小考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军事实力的强弱并非单一要素所决定的.作为大国之一的齐国,虽然在诸国中最为富庶,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始终无法摆脱在“兵弱”的阴影,而这一现象也对其国家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的重商思想与欧洲的重商主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丰富的商业思想,主要包括商业经营理念和重商思想,这一思想到南宋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形成高峰,并在清初因浙东学派黄宗羲和颜（元）李（堞）学派中的王源（1648-1710）的《平书》而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     

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晚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在西人商业富国的启示下,士人阶层的利权观念日益彰显,开始体认发展商业之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也开始推行重商政策。在此背景下,传统社会中的重商思想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商主义。虽然救亡御侮的价值诉求使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它对于促进近代国人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清末实业教育兴办中的商人及商人组织

提起商人,人们联想到的或是锱铢必较、惟利是图的奸猾市侩,或是结驷连骑、纵横捭阖的巨商大贾。事实上,历代商人同样多有救灾恤贫、修桥铺路、助建书院、匡扶教育的善举。清末“重商主义”推行,使得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政治影响也愈益突出。尤其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商人     

16世纪英国抑奢法对服饰的管制

16世纪英国社会奢侈之风盛行,人们争相购买昂贵的进口服饰。这不但造成大量黄金外流,而且严重破坏了身份等级秩序。议会和枢密院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规定某些质地、颜色的服饰专属于某一等级。然而,抑奢法并不适应英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也缺乏坚定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所以收效甚微。但抑奢法的失败使都铎政府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由"重金主义"转变为"重工主义",却有利于毛纺织业的发展。     

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转变原因分析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过去主张低工资转向了主张高工资。这一工资理论转变的深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快速发展,而人口增长基本停滞,导致英国劳动力匮乏,劳动工资上升。二是英国产品和工艺革新较快,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结构得到调整,因此比其他国家的产品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工资。英国重商主义工资理论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工业革命之前半个多世纪英国历史发展的现实反映,表明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得以突破绝不是偶然的。     

腹地的构建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年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