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胡适是尊孔复古派吗?

正名人身后是非多。胡适亦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头顶的帽子就又多又重。其中一个叫"新尊孔复古派"。之所以冠上"新",一来,有别于五四前的老尊孔复古派;二则因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后向右转,坠入尊孔复古泥淖,带些嘲笑味。那么,胡适果真是尊孔复古派吗?指胡适尊孔复古,依据大抵有二。其一,1923年前后,胡适曾为青年学子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且倡言"整理国故";其二,他作于1934年、并于     

退与守:吴佩孚晚年儒道观考释

吴佩孚深受传统文化"儒道互补"模式的影响,此外还重视佛教。前期力求在外王事业有一番作为,曾取得很大的成功,成了上世纪20年代最有希望一统中国的枭雄;同时注重儒家传统的"忠""孝"等德目,并吸纳儒家主张的"王道""德治"等理念。他晚年虽退出了政治、军事舞台,但其晚年的"退",实为调适、转进,"退"到书斋、家庭、佛道与山林,转向了立德、立言,并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最终"守"住了民族大义、清廉人格与爱物情怀等底线。     

张栻:一天查办十四个贪官的南宋政治家

正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代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     

金源尚文崇儒与国朝文派的崛起

金源尚文崇儒,从初期至海陵王统治时期,大致经历了述以文事、崇尚文物、尊儒重道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期,即世宗即位后,提出了好儒恶吏的主张。章宗承此,发扬光大。与前此相比,这个时期,金源的尚文崇儒之风更加浓厚,兴学养士,科举选贤,使得具有本朝特色的国朝文派迅速崛起;另一面,国朝文派的崛起,也与统治者自身趣好及对士人的笼络与提携所产生的关联影响不无关系。国朝文派是金朝以致治为其发展文化而建立的文派,富有深厚的北方文化内涵,并不类同于一般而言的创作流派。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日本儒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1890年,在近代日本国民的精神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也可以作为日本儒学在近代复兴的一年而载入日本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