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     

郭嵩焘与黄道宪外交思想之比较

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黄遵宪是两个不同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外交家,可以说他们的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洋务派与维新派。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两位外交家只进行过个案研究。本文试图将其外交思想联系起来再加以考察、比较,以从中探寻两代外交家的外交理想及认识,并从他们的异同中追寻历史前进的脚步,从而进一步探讨有关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一些问题。     

试论造成郭嵩焘悲剧的个人品格因素

造成郭嵩焘仕途坎坷和骂名穷极九州这一悲剧的重要因素是他品格上与追求升官发财的士人的不同。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不谙宦情,因而屡遭排挤。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爱国之心是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国办事,以致招来一世骂名。     

清朝首任驻外公使的悲情之旅

郭氏的遭遇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清末王朝的腐朽没落,那些攻击郭氏的保守派,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小丑的可憎面目。独立的主权国家间互派常驻使节,是近代开始国与国交往的国际惯例。然而,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闭关锁国     

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化的外交

清末中国传统政治不能适应近现代国际关系实际,郭嵩焘以务实态度,超越传统政治藩篱,在社会转型风口浪尖上,以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身份推动中国外交近代化。     

北大校长严复为何仕途不顺

严复是老资格的"海龟",早年学习海军留学英国,学贯中西。他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归国后,一直在文教界发展,除了短暂在新闻界、实业界、政界呆过,大部分时间在学术界谋生。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俄文馆、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安徽师范学堂教书谋生,其最高职务是北京大学校长,就是这个职务也没做多久就被教育部辞退了。那么,这个才高八斗的启蒙大师,为何     

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中国使用电话第一人

1877年10月16日,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受到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的邀请,并访问了毕谛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毕谛特意请郭嵩焘参观贝尔1876年刚发明的电话,请郭嵩焘试打电话。     

郭嵩焘与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士大夫观和英国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是郭嵩焘和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着重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在他们出使之前的所有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第二,他们从这个问题意识来观察西方社会,特别关注英国的"官"和"民"的关系.并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之间有思路的差别.     

李鸿章与郭嵩焘的友谊

在洋务派中,清廷政要认为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能尽其实,郭嵩焘既精且大.李鸿章与郭嵩焘都是洋务派的佼佼者,志同道合,互相支持.又同受守旧派的攻讦,同病相怜,互相同情,互相安慰,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