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朝时期的邸

关于“邸”,前辈学者多有述及,如王国维、唐长孺、张弓等先生都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当代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对六朝时期各种“邸”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有关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早在汉朝时,历史文献中就有了邸的明确记载。这时候的邸主要分为蛮夷邸与郡国邸两种,是西汉在长安设置的接待四夷蕃客和入京诸侯的专门机构(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唐长孺先生还认为一般的乡人有的也可以寄食邸中;而且到了东汉以后,邸的名称更为推广,至迟在东汉末年市上的…     

用志的典范——朴学大师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朴学大师,更是一位读志用志的楷模。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根据千余部志书辑录而成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专著中。读志用志是编修志书的主要目的,也是体现志书价值的有效途径。编修高质量的志书是志书可读能用的前提,如何实现地方志的价值、维护地方志书的权威,是摆在全国修志人员面前刻不容缓的课题。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

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率领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仓时,立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后经福建长乐时。又立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这两块碑石。成为研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为第一手的资料。学界据此而纠正了《明实录》和《明史》关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漏记误记。从而得以明了郑和每次下西洋的确切年代。这两块碑石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数百年来倍受人们重视。遗憾的是。《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至今未见原碑。后人依据的都只是嘉靖《太仓州志》或嘉靖时苏州人钱毅《吴都文粹续集》或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碑文的文字,而这诸种抄录碑文文字。互有出入。甚至由此数件抄录文字校核。原碑恐也微有舛误;今人更据此数种抄件。辗转相抄。鲁氩豕亥。手民之误难免。为此。笔者拟据明人碑文抄件。互相比勘,试图恢复碑文原文。     

宣城市博物馆藏汉代铜镜

安徽宜城地处皖东南,矿产资源丰富,西周时期境内已有铜矿冶炼[1],春秋以后,青铜冶铸业得到迅速发展,“皖南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和大规模的采冶活动,又是青铜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无疑在发展和促进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丹阳郡治由丹阳迁至宛陵(即今宣城),西汉政府还在丹阳都设置铜官[3],负责境内铜矿的开采和治炼。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两汉103个郡国,设有工官10处。     

从《汉书·地理志》体例看郡国沿革

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其所据原始资料著录之秦郡数目远不止三十六个,然其泥于三十六之数,于是删减了若干郡目,以自圆其说。司马彪撰写《后汉书·郡国志》,亦知秦郡总数不止三十六,其去南海,进黔中、鄣郡,增秦郡目至三十七,正反映了司马彪的无奈。     

汉代的廷尉狱

汉代的廷尉狱位于廷尉府内,属于"诏狱",专门收审重大案件的涉嫌人犯,其中多有王侯大臣和郡国守相,东汉时还收押有宦官,他们在狱中拥有一些特殊待遇和权利.汉代"廷尉诏狱"一语另有法庭的含义."诣廷尉诏狱"的一部分犯人被安置在中都官诸狱,这是因为:一、廷尉狱容量有限;二、廷尉狱监护防范并非甚严;三、皇帝欲通过派遣使者直接控制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     

茂陵邑的探索

<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苏马湾界域刻石新探

1998年在连云港东西连岛北侧 ,位于苏马湾浴场生物园区内发现摩崖石刻。据推断为“郡界域石刻”。该石刻内容与 1987年发现的羊窝头石刻内容一致 ,但它具有明确的纪年 ,为新莽“始建国四年四月”,推断该石刻为琅琊郡沿海海域的划界刻石。这不仅为新莽时期的郡国区划提供了一个实例 ,也为两汉时期政区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