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海上丝绸之路的天尽头

前文说过,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2014年,笔者在广州参加韩国庆尚北道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才知道这几年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韩国学界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是庆尚北道港口。不知道日本学界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热"研究中来……这个话     

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

商族进入初始国家的状态并非始于商汤灭夏,而是始自商先公上甲微时期:上甲微以上至商契时期,其社会性质也并非仅为所谓父系氏族社会,而属于“中心聚落形态”阶段,亦即弗里德所谓的“阶等至分层社会”阶段或塞维斯所谓“酋邦”阶段。这样,从商契至成汤,商族社会形态的演进,经历了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形态、再走向王国形态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其中,王亥、王恒时期是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时期。甲骨文中在王亥之亥字上,冠以鸟形的写法,主要是表明作为第一位被称为“王”的王亥,是一位具有玄鸟神性之王,说明此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其宗教性,属于王之雏形。成汤也正是通过战争征伐和宗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机制,使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伴随着对夏王朝的推翻和取而代之,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

15世纪以后的西欧、英国和法国相继实现了议会君主制,为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但在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邦国制度以及帝国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削弱了王(皇)权的集权,形成了多头政治的局面,致使英、法以及罗马教会等外部势力乘机染指德意志事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德意志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15世纪末期,德意志皇帝力图通过征收统一赋税、设立帝国法庭等帝国改革措施强化帝国的最高权力。帝国改革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但却是德意志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一步。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 "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印度土邦之库奇邦国银币——亚洲古币拾零之三

2005年前后,笔者收集到一种外国银币,令人爱不释手。这种币圆形较厚,打压法造,品相甚佳,银质纯正,带有包浆和红绿锈色。大小形体很象阿古柏铜币。     

走出传统模式--评王和著《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

王和先生的《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一书,不仅阐述了先秦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哲理思考之风。他超越了传统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和“部落联盟说”两个理论模式,并对传统文化的核心“群体本位”论做了精到的解读。该书进行的以三代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分析,相当辩证、冷静而深入,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