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出版数字化新模式研究

本文紧扣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出版数字化的核心要素,遵循主题出版呈现的规律变化,结合主题出版传播效果分析的四要素,探索并阐述如何运用数字化手段全面提升青海非遗主题出版传播效果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旨在实现以“可视化”路径生动地记录和保护青海非遗资源。这既契合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发展理念,又切合了“科学保护、提高能力、弘扬价值、发展振兴”的目标要求和工作思路。     

论王孙遗者钟的国别

王孙遗者钟的国别问题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争论,学术界有楚器说和徐器说两种观点。文章针对其国别问题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和内容等方面展开讨论,同时把王孙遗者钟与楚器和徐器在这几方面都做了比较,发现王孙遗者钟不管是在形制纹饰还是铭文字体和内容都与徐器十分相似,因此,王孙遗者钟应定为徐器。     

“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片断

一 1959年4月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南包公”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吩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中缅历史上的联系——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

清朝末期,中英两国关于中缅划界的交涉不断,其中关于北段未定界地区的争议尤为激烈,中英两国都秉持自己的原则和理由互不相让,以至于划界事务直至清朝灭亡都没有解决。本文从中英双方边界交涉的成因、过程、理由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非遗”视域下芜湖铁画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是具体的文化符号,更关乎文化生态稳定的整体性问题。当下,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紧迫性,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芜湖铁画也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为此,文章聚焦芜湖铁画发展实际,从实地考察、理论探究、困境破解的逻辑思路出发,为芜湖铁画的开拓、创新、发展提供三个维度的方法论建议。     

云南鹤庆龙潭旧石器遗址2019-2020年度发掘简报

龙潭旧石器遗址地处云南省鹤庆县财丰河流域,2019—2020年发掘,遗址文化层为土状堆积的红褐色砂质黏土层。本次发掘在文化层内出土石制品3487件,属小石片石器传统,以石英正长斑岩为主要原料。遗址出土的石核包括有普通锤击石核、盘状石核、窄长片疤石核、似-细石核和砸击石核等类型,以剥片强度较高的普通锤击石核为主。遗址出土的石片包括有普通锤击石片、长石片、盘状石核石片和三角形石片,以剥片活动中晚期阶段的小型石片为主。遗址出土的工具包括有普通刮削器、陡刃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和钻具等,以陡刃刮削器最具特色。遗址新发现的石制品材料总体表现出多样化、进步性的石核剥片技术,稳定成熟的工具加工技术,以及类型丰富的工具组合等技术特点。目前推测遗址的功能为短期活动的石器制作场,时代可能处于晚更新世中晚期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中,以"主体"身份看待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浅析走生产性保护道路的手工类非遗——以桐乡蓝印花布为例

手工技艺类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别。大量手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遭遇文化内涵淡化、继承人乏力、销售(市场市场等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本文选取嘉兴市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蓝印花布为例,以分析其目前的优劣势,以期走寻保护发展道路的原因。     

《皇明通纪》续补诸作考述

陈建《皇明通纪》是明人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当代史,虽经朝廷焚毁,而海内传诵如故,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涌现一批续补《通纪》之作。其中《世穆两朝编年史》、《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明通纪述遗》是众多续补之作中的代表作。本文逐一将其作者、撰述过程、内容特点等加以考述,由此可窥见《通纪》续补风气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