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确的忠节观

陈确是明末清初一个普通士人,也是一个理学名家。作为明代遗民,他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忠节观念,主张官绅应以某种方式保持气节,不向新朝投降;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忠节观有所叛逆,反对一死了之的殉节行为。他不赞成妇女改嫁,却反对妇女以死来表示她们对丈夫的忠诚;他不赞成官绅投降新朝,但反对他们动辄以死来作为效忠旧朝的唯一尺度。处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普通士人陈确的忠节观,与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整个状况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思潮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英国记者勃脱兰,在写中日战争时,第一句话就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是从骊山的华清池边响起的。”     

一个普通农妇的藏戏情结

有“藏戏艺术之乡”美誉的堆龙德庆县乃琼镇加热村,人们一提起活跃在社会上的觉木隆藏戏队的发展和兴旺,都不由称赞起本村的女村民琼达,夸她是藏戏队的好队长,不仅下大力气恢复了传统藏戏,也是带领村民致富的有心人。     

普京的“克格勃情结”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奉行“强国”战略,励精图治,不仅使国家摆脱各种危机,保持政局稳定,经济连年增长,居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且使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俄罗斯近几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普京功不可没。     

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

西安碑林旧藏《故京兆刘处士墓碣铭》,志铭仅千字,却勾勒出一位恃才傲物、个性古怪、坚守气节以及命运多舛的古物收藏鉴赏家的形象。虽为处士,但受到多人的赏识,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如元代著名文学家杨奂、邳邦用等,宰相李适之、漕使庞才卿、内翰王清卿、宋孚孺、御史商平叔等也对他欣赏有加。碑铭同时涉及了金代一些历史事件,资料珍贵,可补史之阙。     

走南闯北的马帮

民间传说,周灭商后,为防止商族遗民造反,下令把他们从商都朝歌迁至洛阳一带。商族遗民迁徙后,由于脱离生产,身无一技之长,因而生活境况大不如前。周王根据他们历来有“周游”、“重价”的习俗,便劝诫商族遗民进行贩运和交换,久而久之,商族人中做买卖的越来越多,民间便习惯上把买卖人统称为“商人”（即商族人）。     

历史剧：何必符合历史事实

在对历史剧的评论中,常有两个情结在作怪。一是“载道情结”,总要把一些崇高的义务强加到本来只是娱乐的电视剧身上,所以觉得历史剧只能是多媒体的历史教科书。二是“禁脔情结”,有些学者总是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研究的对象视为禁脔,不乐意别人染指。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怎样化解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

所谓化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化上的表现。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化当然最有资格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前后期不同,表现的形式也有差异。     

元、明西夏遗民碑刻浅述

西夏遗民,是西夏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西夏境内有党项、汉、回鹘、吐蕃、鞑靼等民族。所谓西夏遗民,并不包括西夏境内的所有民族,而是专指被蒙古灭亡后的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代,他们被称为河西人、唐兀人等。西夏遗民问题,关注的主要是西夏以后党项族的命运,也即他们的分布地区、政治活动、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状况,以及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等。西夏受汉族化的影响,遇事多立碑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