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陈寅恪之独立自由精神浅论

陈寅恪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其学术成就堪为学界典范,而其峻洁的人格更为后世所景仰。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足见对事理之明察深刻。尤其是他所提倡并终身践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论四种“伦理·道德”体系

纵观古今中外伦理学、伦理、道德与道德观的研究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基本可以将伦理、道德体系和相关的学说、学术体系划分为四种,即:以维系统治权力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归依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维护个人利益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说体系和以倡导价值正向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术体系。对伦理道德体系进行科学划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伦理道德现象,明确理想的现实主义需要构建怎样的道德理论体系和道德实体。     

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学习党的四中全会《决定》

<正>一、《决定》公布前发生的一场争论前一阶段,当我知道今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对我党关于依法治国的理念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期待。大家都知道,民主和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法治经济。党的全会能对宪法、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做出系统的说明,这是一件多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     

试论金世宗时期的道德教化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天辅七年生于上京,历仕熙宗、海陵两朝,海陵南侵之际于辽阳自立为帝,后迁都中都。世宗当政之后,对于熙宗、海陵两朝的战争政策颇为厌倦,遂偃武修文,对统治政策进行调整,开始与民休息,大力提倡文教,故社会渐趋安定,国力得以恢复。世宗本为行武,但却能积极学习汉文化,以文治天下,好读史,深谙治世之道,尤为重视对于国人的道德教化,并主要体现在宽仁和节俭两个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条自由浪漫的大街

这有可能是世界上一条最为宽阔整沽、气象恢弘,最为现代时尚、华美典雅,也最为自由浪漫、独具风情的大街。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可以并行10辆汽车的主车道上,各种世界名车汇聚成一道没有尽头的车流,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游客汇聚成五彩斑斓的人潮．各个同家刚刚完成的电影大片争相在这里放映,[第一段]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曾推出过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某些与宪政运动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或缺乏足够重视,或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宪政运动研究提出个人认识:第一,最早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并非迄今认为的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七提案,只是由于七提案合并讨论,方形成共同发起宪政运动的既成事实。第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成果,虽然包括宪政思想宣传与宪政观念普及,但唯一的有形成果则是体现西方议会模式的“期成宪草”。第三,第二次宪政运动虽与联合政府运动有承继关系,但它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取得了三项成果,需要给予承认并加以客观评价。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的完整性,因此也是今后这一研究中需要重视与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