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拓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

有唐一代,道教盛兴,太宗李世民尊老子为李唐皇室的远祖,申令道先佛后,道士被排在僧尼之前;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铸造于唐睿宗时期的景龙观钟即是唐皇室与道术之间这段历史渊源的重要证物。景龙观钟铸造于唐景云二年(711年),又称“景云钟”。原悬挂于长安城内的道教寺院景龙观钟楼上,明万历十年(1582年)扩建西安城,将钟楼迁往西安市中心,清乾隆五年(1740年)重修钟楼,楼上悬挂“景云钟”,作为报时之用,1953年移入西安碑林。此钟用青铜铸造,高2.47米,重约6吨,钟形上锐下侈,口沿呈六棱形,顶端有…     

不同凡俗的书法艺术——记书法家徐子久

首都北京。 2006年,翰海春季书画拍卖会上,一位原本在拍卖场上未露头角的徐子久,其百米长卷楷书《金刚经》,以120万元人民币起拍,几经追捧,最后以330万元人民币落槌。冷不防这匹黑马的杀出,引起拍卖界高度的关注。2006年12月17日,翰海拍卖公司再次征集到徐子久的《唐诗三百首》和《道德经》两部长卷作品,在秋季拍卖会上,又分别以150万元与116万元人民币的不俗价位成交。据说,     

《道德经》与帝王年号

在汉武帝之前,皇帝虽多,却无年号,因此,汉武帝创年号也应算其一功,否则学起历史来,要添不少麻烦。本文对年号的解说,值得一读。     

孙景浩：以传统文化治“企业病”

日前,天津市远洋宾馆会议厅里座无虚席：由天津智道企业家联谊会组织的来自天津市备行备业的60多位企业家聆听了我国古文化专家孙景浩先生所做的《老子道德经》与现代企业人才战略的报告。     

寻道鹤鸣山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一个名叫李耳的藏室吏在竹简上艰难刻下五千字的著作《道德经》之后,出关,消失在西行的路上和中国的史册里——后世奉李耳为道家的创始人,并尊称其为老子。一直到公元2世纪的某一年,李耳才又忽然现身。这次他是以神的形象(太上老君)出现,并且赋予一个名叫张道陵的人以神启,这一年是公元142年,地点在今四川省大邑县鹤鸣山。于是张道陵成为道教的创始人,而鹤鸣山则被公认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此后的故事在神迹和现实的交汇中向前演进,赋予这座山一种神秘的色彩。     

“上善若水”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说的是让人争取进步,以达到比目前更好的目标和过上更好的生活;水往低处流,则少有人细细品味和研究。老子在《道德经》里写有“上善若水,水善则利万物而不争”,说的足人们在追求个人修养和较好的行为方式时,应以水的柔性、包容、甘留卑下、滋润万物而不争等特性作为参考与参照,并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善若水”则被许多立志修善心性的文人墨客和追求最高境界善行、心境平和、包容万事的志士奉为座右铭。     

老子的和谐观

老子的和谐观,集中体现在以道为统领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等一系列思想中,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敦煌本《老子道德经》及其注疏本的一点新认识

以往对敦煌本《老子道德经》诸方面的研究，多从道教入手，本文从《老子》自675年起，直至796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作为进士、明经两科必修必考的内容，它是作为一种“官方指定必考书”而被唐代的人们应用，因而提供了从政治制度、社会时风的角度去考虑敦煌本《老子道德经》及其注疏本存留较多的事实。     

元顾善夫本赵孟颊书道德经法帖

国家图书馆藏元顾善夫摹勒吴世昌镌刻《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初拓本是传世赵文敏公书小楷法帖中的珍稀拓本。该帖为经折装,一册,25开,黄绵纸浓墨擦拓。每开页帖心高24厘米,宽13厘米,刻乌丝栏7行。首题“太上玄元道德经”,落款为“延祜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楷书两行,旁有“孟颛”二字,下钤“赵氏子昂”方印。帖尾刻     

试论中国典籍英译中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典籍英译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很大,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损失成为翻译的主要障碍。本文将从文化角度,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根据其在文化差异方面所作的处理提出一些涉及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策略,以尽可能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