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思考

初中化学是学生的入门级学习,但是也是十分关键的阶段,学生接触一门全新的学科,如何将其学好,需要老师与同学共同努力。以往的概念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要,根据新课改的指标等,学校开始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目的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也就是所谓的素质教育。     

留美时期林同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以战国策派闻名的林同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他认为,文明与地缘对应两个层次的“天下”,一个是等于中原汉地的“天下本部”,一个则囊括了作为“天下边陲”的夷狄之地,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东北是中原与北狄和东夷三角关系的交汇处,中原开拓北疆的主导原则就是联合“汉化”程度更高的东夷对抗北狄,即“以夷制狄”。清朝沿用中原与东夷合作的策略,确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林同济自觉身处“新战国时代”,广泛征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充分肯定边疆民族和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考古学的中国深度:张忠培先生的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先生始终深入田野考古,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张忠培先生在坚实而高水准的实践起点上,不断开拓学术生长点,构建起了宏大的学术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和领导了田野考古实践工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着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张闻天在经济所

来经济所以前张闻天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1935年1月—1938年9月,他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近4年,党中央的很多重要决定都出自他的坚持和主张,也出自他的手笔,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在遵义会议上,他针对博古的总报告做反报告,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亲自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不仅在军事上支持"新三人团"和毛泽东,而且在政治上改变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他从国民党的报     

论四种“伦理·道德”体系

纵观古今中外伦理学、伦理、道德与道德观的研究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演变,基本可以将伦理、道德体系和相关的学说、学术体系划分为四种,即:以维系统治权力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归依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维护个人利益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说体系和以倡导价值正向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术体系。对伦理道德体系进行科学划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伦理道德现象,明确理想的现实主义需要构建怎样的道德理论体系和道德实体。     

维特根斯坦家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富可敌国,人才济济,却充满“自杀、疯癫和争吵”193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身在剑桥。他在和一个学生聊天时问道:“你在生活中可曾有过悲剧?”学生问他说的悲剧指什么。“当然,不是指你祖母在85岁过世。”路德维希回答:“我是说自杀、疯癫和争吵。”作为九姐弟中最小的一个,即将跨入天命之年的路德维希道出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感触。如今,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沃的新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揭开了这个家族的内幕。此书副标题“战争中的家族”一语双关——这个家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内部战争也以各种形式上演。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试论金世宗时期的道德教化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年),天辅七年生于上京,历仕熙宗、海陵两朝,海陵南侵之际于辽阳自立为帝,后迁都中都。世宗当政之后,对于熙宗、海陵两朝的战争政策颇为厌倦,遂偃武修文,对统治政策进行调整,开始与民休息,大力提倡文教,故社会渐趋安定,国力得以恢复。世宗本为行武,但却能积极学习汉文化,以文治天下,好读史,深谙治世之道,尤为重视对于国人的道德教化,并主要体现在宽仁和节俭两个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