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

民国时期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决定了各地通志馆修志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而频繁更迭的政局与变动不已的时局,导致修志经费保障不稳定,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促使通志馆人士拓展经费来源,并通过自行筹措、社会劝募等方式,推动修志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总体状况,反映了乱世修志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经费的演变趋势,彰显了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广西地方志大事纪略(之三)

1986年3月《广西市县概况》正式出版发行,全书160万字,由广西通志馆组织编写,全自治区各市县志办公室供稿。是解放以来第一部系统介绍广西各市县基本情况的大型综合性地情资料书。该书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广西地方志》编刊感言

1985年秋,我从军事机关转业来到广西通志馆,分配到《广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1月更名为《广西地方志》,10月获国内统一刊号)编辑部工作。1986年起任编辑部主任,接着又任常务副主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退休,一共15年。这十几年中,我有许多感受。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广西通志馆召开《广西地方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

2002年9月15日,广西通志馆在南宁召开《广西地方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广西通志》部分专志负责人、南宁市和南宁地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广西通志馆修志工作者共60余人参加座谈会。     

自治区副主席刘新文到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通志馆)慰问

2005年2月7日下午4时,自治区副主席刘新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其鹏一行带着党和政府对修志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出席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通志馆)2005年春节团拜会。自治区领导与大家欢聚一堂,辞旧迎新,共庆新春佳节。     

民国广东大学者陈梅湖

民国时期,潮汕出现一批抢救、弘扬地方历史文化的翘楚,其中佼佼者之一是曾在广东通志馆修史多年、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史学家陈梅湖先生（1885年1月26-1958年2月30）。     

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自治区通志馆举办广西续修地方志理论研讨班

5月15日至20日,广西通志馆、广西地方志协会在邕广西区党校举办广西续修地方志理论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有《广西通志》部分专志编辑室主任,地、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部分县、市、市辖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以及广西通志馆领导、广西通志馆通志编辑室、市县志研究室、《广西地方志》编辑部的全体人员等,共100多人。     

柳亚子志鉴编撰实践的意义及启示——以上海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

柳亚子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及其通志馆同人从事修撰《上海通志》、编《上海市年鉴》、研究上海地方史等志鉴编撰实践,硕果累累。他们从事志鉴编撰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对于修志理念进行有益的探索,而且对地方志的机构设置、业务开展具有创始之功,还是上海地方史研究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他们从事志鉴编撰实践,还对当下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以诸多有益启示：第一,坚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责任心开展史志工作;第二,坚持专家修志;第三,坚持求实存真;第四,坚持改革创新。     

漫谈民国时期的安徽通志馆

安徽通志馆是民国时期安徽省专为编修《安徽通志》而成立的修志机构,从1931年开始编纂志稿,至1934年完成《安徽通志稿》157卷。由于经费支绌,1935年,安徽通志馆工作被迫停顿。1946年9?月,安徽通志馆恢复建立,因与安徽省文献委员会的矛盾,通志馆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