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人，特别是日用百货。从清朝中晚期起，针头线脑这些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天天接触不可须臾离开的消费品，在使用这些外来器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     

近代山西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山西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买卖婚姻、冥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山西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近代山西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济贫与规训:16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布赖德威尔

布赖德威尔(感化院)在英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布赖德威尔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城市试验与国家推广两个阶段,是地方创造力与中央意志力合力的结果。布赖德威尔具有公共雇佣和规训惩罚等多重功能。围绕功能的定位,布赖德威尔的性质有一个从雇佣机构向规训机构的明显变迁,这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和平衡。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浅谈近代绥远地区几种教育形式

本文初步探讨绥远地区近代教育的几种形式。自光绪二十八年起,贻谷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开始发展本地区的近代教育。因地区的特殊性,造成多种形式教育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大致分为:官办的近代学校、旗学、教会学校。本文试图论述各类教育形式及剖析其内在的因素。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多学科储备参透近代中国金融——王红曼《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评介

<正>一王红曼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优秀博士生,获得的是历史学博士,但她的知识积累却是多学科的。她曾先后在厦门大学金融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跨越了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她的视野开阔,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参透也是很深刻的。王红曼博士自硕士研究生阶段起便选定金融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集中关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金融     

论安徽东至周馥家族对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贡献

安徽东至周馥家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有:参与制订了多项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政策,并努力付诸实施;创办或参与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商企业;开创或参与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积极推动和热心从事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