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中的德国倒影——摩泽尔河2000年的迷醉

德国的两条河，举世闻名，酒香四溢的摩泽尔河是贵妇人，优雅而高调，仿佛金色的酒液般流淌；而惹人惆怅的多瑙河，像是历经沧桑的老者，曾经的圆舞曲和蔚蓝仿佛已然远去，但却一如既往地复刻着德国这个传奇国度的历史。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人，特别是日用百货。从清朝中晚期起，针头线脑这些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天天接触不可须臾离开的消费品，在使用这些外来器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     

近代山西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山西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买卖婚姻、冥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山西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近代山西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德国德语,奥地利德语和瑞士德语的区别

德语是德国和周围国家使用的一些方言的统称。奥地利德语的基础就是奥地利大部分地区所讲的方言巴燕语。一般语言学家认为瑞士德语是德语的一个方言,它与施瓦本方言比较接近。     

论二战后德国敢于面对历史的原因以及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二战后德国的地理历史背景、经济条件、思想政治等因素,得出二战后德国敢于面对历史的原因以及该历史态度对其现代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并由此引发对同为战败国的日本战后行径的思考。     

析二战后德日对战争罪行反省差异的若干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它所带来的苦痛至今仍使世界人民记忆犹新。然而同样作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和日本对其战争罪行的反省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恳切认罪,做出各种努力以取得受害国家及人民的谅解;而后者则百般推脱,极力掩饰甚至美化其侵略行径。造成德日两国产生这种认识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战胜国对德日两国的改造程度不同及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是重要因素。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