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政策转变还是策略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论析

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对国会关于国情咨文的年度致辞中提出第七舰队要改变在台湾海峡的任务,从阻止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变为不再"遮掩"中国大陆.此语被视为"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开始.不少研究据此认为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改变了对台政策,"放蒋出笼",台美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实际上,这一声明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企图震慑、牵制中共之举,面上有"放蒋出笼"之势,内里却无"放蒋出笼"之实.在美国是否准备掩护台湾军队反攻大陆、是否封锁中国大陆全部海岸、是否对台扩大美援范围和种类等问题上,台美间无法形成共识.美政府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压迫台湾当局正式承诺不改变对大陆军事活动的"模式和节奏",重要军事行动前要征询美国.台湾"中立化"解而不除,美国对台湾的缰绳更加收紧,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并非一次政策转变.     

情报获取与饷械筹运——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援台举措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意图“据地为质”。因台湾孤悬海外,清廷屡饬沿海督抚援台。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台援助积极,随着战局的变动,不断调整援台策略,反映其相关判断及利益考量。依靠沪、港、闽相关人员,张之洞与台湾建立联络,获取台湾情报,并转运兵勇、饷械。法舰封锁台湾后,张之洞派遣坐探赴台,并秘密札派委员于闽粤交界小口对台潜运军火。中法战时,张之洞对台情报获取与饷械转运,助推了台湾抗法,牵制了法军力量,终以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对张之洞而言,其积极援助台、越,获得醇王奕譞和军机处的赞许,为其赢得了一定的政治退路,摆脱了马江之战后的政治困境。     

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人，特别是日用百货。从清朝中晚期起，针头线脑这些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天天接触不可须臾离开的消费品，在使用这些外来器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     

近代山西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山西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买卖婚姻、冥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山西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近代山西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浅谈近代绥远地区几种教育形式

本文初步探讨绥远地区近代教育的几种形式。自光绪二十八年起,贻谷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开始发展本地区的近代教育。因地区的特殊性,造成多种形式教育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大致分为:官办的近代学校、旗学、教会学校。本文试图论述各类教育形式及剖析其内在的因素。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多学科储备参透近代中国金融——王红曼《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评介

<正>一王红曼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优秀博士生,获得的是历史学博士,但她的知识积累却是多学科的。她曾先后在厦门大学金融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跨越了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她的视野开阔,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参透也是很深刻的。王红曼博士自硕士研究生阶段起便选定金融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集中关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