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工矿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公函稿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内迁的工厂先迁至武汉,后再迁至四川。本史料即是工厂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稿。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湖南湘江电厂办理迁移及结束情形的相关文书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准备迁往湖南继续指挥抗日。为保障用电,蒋介石急令资源委员会,速在湘南设立电厂。湖南湘江电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数日之内即告通电。随后,因战事变化,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湘江电厂亦即办理结束,所有资产或暂存偏僻安全之处,或辗转迁移至重庆以备重建,或租与其他电厂以应急需,或赠送当地教育机构以作校舍。此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工业企业受战争影响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及其为抗战胜利竭尽全力的民族精神。     

走出教育的困惑

正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海外拥有资产,投资海外主要有两个目的:子女教育和移民。移民的目的也多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这场"孟母三迁"的大戏中,通常为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自己也是子女教育环境的组成部分。倘若家长自己的教育理念落后,即便用钱铺路,移民到了国外,也依然无法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里耶秦简《祠律》考述

里耶秦简中有<祠律>及秦迁陵县祭祀先农等神祇的记载,为了解秦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管制政策提供了珍贵材料,也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仪式已是中央及地方行政的组成部分,是各级官员的法定职责及义务.据此还可确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宗教祭祀的解释应是对秦<祠律>条文的解释.     

南岳肉身菩萨被劫前后

1938年春天,侵华日军继续南下,古城长沙再也不是“大后方”了。国民党教育当局下令全市各大专院校内迁。事实上,不少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早已离校投笔从戎。     

民国时期武昌县迁治纷争始末

武昌县历来为湖北首县,在湖北历朝历代的县政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因行政区划改制而将武昌县改为江夏区,但武昌作为首义之区的盛名依然在大武汉的城区中予以保留。本依据省档案馆原始档案和相关史志材料,将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段武昌县市分治的历史予以介绍,以飨关心武汉地方发展史的读,以期对武汉地方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迁村并点理论与实践初探--以长安子午镇为例

迁村并点是解决三农问题、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区域空间整合的有效途径。本文对国内的迁村并点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以长安子午镇为例,通过对地域整体环境的把握,分析地域居民点之间的时空关系,提出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并对产业发展方向做了进一步的规划设想。     

抗战时期中国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抗战初期,我国沿海沿江地区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起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40年夏基本结束,在后方形成八个新工业区。沿海沿江地区的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建设后方工业基地,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达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