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迁都宜阳、阳翟考辨

从战国初年的历史形势和韩国的发展战略出发,考虑韩国灭郑的军事策略,结合考古材料,韩国迁都宜阳、阳翟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对文献记载的混乱现象应予以全新解读:韩国迁都宜阳、阳翟的时候,平阳作为政治中心在继续使用。换言之,韩国在保持平阳都城地位的同时,迁都宜阳、阳翟,以此来服务灭郑的军事战争。宜阳和阳翟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都城,带有战时陪都的性质。     

武汉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和建筑风格

教堂是天主教会举行祭典和信教群众祈祷的地方。凡有信教群众的地方,教会都会设法修建一座教堂。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传入中国后,即有少数传教士来湖北传教,但人数很少,流动性很大,也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未建教堂。直到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有葡籍传教士何大化来武昌,曾在蛇山脚下修建一座小教堂,后因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大化卖掉教产逃往外地。清朝建立后,     

还金还银?庚子赔款偿付问题再研究

《辛丑和约》第六款规定,清政府偿付诸国赔款本息共计海关银982兆两。早在一期赔款交付之初,中外即因还金还银的具体偿付问题出现龃龉。追根溯源,实由约本文义的自相矛盾所致,又因背后牵涉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皆从有利于己的角度予以争辩——中方主张还银而列强主张还金。从早期还金还银的约本文义之辩,到其后以进口税金抵补还金之失策略出台,再到因列强执意添注还金字样而引发的零票签字问题,以及由江督李兴锐掀起的还银最后一搏,清廷部院枢臣、督抚疆吏与驻外使臣等纷纷卷入其间,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中外交涉大案。中方的还银努力声势虽壮,却步步受挫,终因内外多重因素影响,理为势屈而失败。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浅析英法之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海洋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海权思想日益兴起。自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强国先后走上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的道路。英法之争的历史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其经历时间之久,矛盾之复杂,本文仅从英法之争最后的结果——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海上霸主法国则丢失了印度和北美大片殖民地的视角分析英法之争。     

“同文馆之争”:一场洋务派与保守派的论战

正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     

洪亮吉与章学诚的修志之争

洪亮吉和章学诚同为清代中期修志名家,在方志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由于两人修志观点的不同,在纂修方志的问题上却有一次论争。这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盘庚为什么迁都于殷？

根据史料记载,商人在进入黄河流域后有过频繁的迁移。据王国维的考证,商人建国前就已有过八次迁移:契由亳(今山东曹县东南)迁至暮(今山东滕州市),昭明迁至砥石(今地不详),又迁至商(今河南商丘东南),相土迁至东都(在泰山下),又迂回     

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

章太炎的经学立场经历了从“援今入古、以古统今”到“专宗古文”的演变,而《馗书》的修订正是其经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期。孔子为“良史”说的宣示,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谈及迁父子到刘歆之学一脉相承的“历史之学”的新谱系的建构,“六艺皆史”论的发轫,意味着章太炎独立的新古文经学的奠基。其前后变迁呈现出“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的清晰轨迹。这与章氏跨越“纪孔、保皇二关”的政治反思、“民族主义”的学理建构、“中国通史”的编撰所体现出来的“经学的史学化”的努力等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