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

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习称"夏捺钵",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为引人注目。作者从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两名入手,认为"阿延川"本作"爱阳川","上京"实乃"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并对清人认为"爪忽都"亦指金莲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工矿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公函稿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内迁的工厂先迁至武汉,后再迁至四川。本史料即是工厂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稿。     

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裴铁侠(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重要的川派代表琴人,先后成立了"律和琴社""岷明琴社",并有琴学论著《沙堰琴编》《琴余》等传世。裴铁侠酷爱古琴收藏,稍有积蓄便四处寻访,倾其所有购买名琴(1)。所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约30余张(2)。大小雷琴最为珍爱,曾仿制大雷琴,其琴室即为"双雷琴斋"(简称"双雷斋")。     

廖承志参加长征

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第一段]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湖南湘江电厂办理迁移及结束情形的相关文书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准备迁往湖南继续指挥抗日。为保障用电,蒋介石急令资源委员会,速在湘南设立电厂。湖南湘江电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数日之内即告通电。随后,因战事变化,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湘江电厂亦即办理结束,所有资产或暂存偏僻安全之处,或辗转迁移至重庆以备重建,或租与其他电厂以应急需,或赠送当地教育机构以作校舍。此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工业企业受战争影响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及其为抗战胜利竭尽全力的民族精神。     

品读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正>1959年6月25日晚7时许,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家乡韶山,27日午后1点左右离开韶山。关于创作《到韶山》的时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定在6月下旬,其第四卷当年"6月下旬"条记载: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走出教育的困惑

正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海外拥有资产,投资海外主要有两个目的:子女教育和移民。移民的目的也多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这场"孟母三迁"的大戏中,通常为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自己也是子女教育环境的组成部分。倘若家长自己的教育理念落后,即便用钱铺路,移民到了国外,也依然无法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