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径直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由推动性倒置为源头性的行为即由此发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     

探秘"中山宴"

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营养学家和美食家.他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中山先生认为, 中国烹饪全球第一.     

《明史·职官志》“湖广承天府守备”辨误

《明史·职官志》关于湖广承天府守备的介绍仅有22字,但其可商榷之处甚多。除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错误外,其文字上也有明显的讹误。从名称上看,“湖广承天府守备”这一名称还有以后出之地名冠以先有之官职的缺憾。从内容上看,《明史·职官志》更有以偏概全之嫌疑。由此可见,《明史·职官志》的编纂者们对明代宦官史料的收集与考证相对缺乏。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精英与俗世的趣味 沈周款《临戴进谢安东山图》

美术史中的画家,被记住的常常只是一种形象。“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是位性格宽厚的文人画家,也是隐居不仕的孝子。和人品一样,他的画潇洒、明净、浑厚,人品、画品交相辉映。不过,随着学者们的发掘,沈周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让人惊讶不已。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俗说俗物 仓廩

仓,就是仓库,是储藏粮食的地方。粮食少的时候用囤,多了就建仓,国家的仓库大,叫“太仓”,就是超大规格的仓库了。西汉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国富民安,《汉书·食货志》描述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剺面胡俗今何在

七月盛夏,穿行在河西走廊的山水间,是一种别致的体验。以前只见于书本上的种种风物和轶闻,好像一时间活了起来。上古帝王遣使西游,以重金求美玉,开通了西玉东输的孔道。数个世纪之后,沿着这条蜿蜒的玉石之路,天竺佛法越过葱岭,远渡流沙,东传入中土。随着弘法高僧的次第到来,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相继由北印度输入大月氏、安息、康居,再由此传入疏勒、莎车、于阗、子合等国。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文化拉锯战之后,佛教终于在4世纪初年扎根中土。此时中国的北部,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刚刚拉开序幕,佛教初入华土的辉煌和喧嚣,恰好与这个充斥着“乱与篡”的时代彼此重叠。敦煌就在这个时刻登场了。     

苏轼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这是苏轼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七律。从深情这一点来看,说它是东坡的第一七律,丝毫不为过。苏轼的文章比诗好,而诗又比词好。苏词在俗世中知名度最高,但论影响力则远远不如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