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常惠:三朝外交家,六次出西域

正常惠(?—公元前46年),西汉大臣,太原郡人。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外交活动家。他不仅解救了著名的苏武,一生之中六出西域,还击败长期控制西域的匈奴并团结乌孙、莎车、疏勒,打败龟兹,使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中西商旅来往不绝。西汉政府得以在龟兹东边的边防重镇乌垒(今新疆轮台东)设西域都护府,紧密了汉政府与西域的关系。这就是常惠卓有贡献和传奇的一生。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遣苏武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汉武帝与崇祯的罪己诏

所谓"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给自己提出警戒并公开颁布的文书。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统治者"罪己"的传统,据说在上古大禹时期已经出现"罪己诏"。在其后四千年历史上,几十位帝王发布过这种诏书,其中最为著名的估计要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和明朝崇祯皇帝的六份罪己诏,这两     

清朝皇帝罪己诏评议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在特别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规的自谴、悔过和诏告行为,其实质是以降低姿态的方式主动调节民众的心理失衡,继而维持并巩固自身统治。但在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过程中,罪己诏的发布确实也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安抚人心、缓和矛盾和稳定社会的积极效果,甚至部分诏书的确反映出了当时最高统治者谦谨务实、省察自咎、宣仁布信、勤政爱民的相对真诚态度。由此也可以说罪己诏是古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复杂产物。清代诸帝罪己诏在这些方面尤具代表性。而“罪己”行为方式的背后正是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地释放着现实政治效能,同时又体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思想效应。以往对罪己诏的研究关涉历史、政治因素较多,而关注思想层面的较少,故通过文献梳理与整合来探讨罪己诏与儒家思想效应、王道政治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问题。     

试论明末苗人满朝荐仕途之三起三伏

满朝荐是明朝进士,苗家的骄子。他一生道路坎坷,命运多舛,曾坐过牢、罢过官、充过军,几经磨难,历尽沧桑。他为人正直,忧国忧民,不阿权贵,敢于向腐败现象作斗争。也正是因为他的刚正不阿,满朝荐的仕途跌宕起伏,三起三落,在为官的二十四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冤狱和乡野里度过。但他的品质和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值得我们学习。     

北庭故城与唐代轮台

在唐代,旅人若沿着丝绸之路北新道西行,须由今哈密向北,横越天山,进入巴里坤盆地。     

唐代轮台与西海置地新考

轮台与西海是唐朝于天山北麓庭州下设的两个郡县,其地扼交通要冲,在唐廷经略西域的进程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两县置地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争议。笔者认为,轮台与西海的置地随着唐廷经营西域的不同阶段存在相应不同的调整,自贞观二十二年至永徽二年、开元至宝应二年,轮台管辖范围大致为今乌鲁木齐峡谷与昌吉市大部分地域;宝应二年之后,唐廷析轮台置西海,西海管辖范围大致为今乌鲁木齐峡谷,县治即今乌拉泊古城,而轮台管辖范围缩减至仅限今昌吉市一带,县治在今昌吉古城。     

龟兹铜钱的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浅议

对龟兹铜钱的发现和研究,一直是泉界备受关注的问题。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龟兹铜钱的发现和研究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库车、巴楚、轮台、拜城、新和等县不断有龟兹铜钱的出土发现（奇台、吉木萨尔两县也有零星的发现）,龟兹铜钱的数量迅猛增加,种类、版式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巴楚、库车等地龟兹铜钱钱范的发现,为龟兹铜钱、龟兹历史和新疆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明正德皇帝罪己诏》析议

1972年江苏无锡出土一件明正德九年（1514）京本誊黄“诏书”,其前有序文、中有宽恤事宜二十七款,末署“京本誊黄”,加盖“皇帝之宝”,但无题名。此诏书《明武宗实录》和《明史》等官书不见记载,但其对了解明中期宫廷、社会、经济、赋役、民生、刑事、吏治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冯其庸先生《瓜饭楼藏文物录》（下）题此件名为《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冯氏捐献此件名为《正德皇帝罪诏》。本文依据原诏内容并非皇帝“罪己”,参酌以明廷三殿两宫四朝重大火灾后诏书,并以九条史料作旁证,析议其不应作《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似应作《明正德皇帝宽恤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