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通永道署铁狮的保护修复

现存于北京通州区三教庙内的通永道署铁狮为北京地区现存古铸铁狮中最大、最精者,受气候环境及人为影响,出现裂隙、锈蚀、剥落等多种病害。2020年,受北京市通州区文物保管部门的委托,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2021年并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研究制定了针对该铁狮的保护修复方案。目前,通永道署铁狮保护修复工作已完成,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明代青花瓷器

最具民族特色的青花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天府之国”四川建国后的50多年中,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其品种、造型、纹饰在产地江西景德镇也鲜为少见。本对四川省博物馆藏的众多明代青华瓷器中的两件,给予介绍,并作了鉴赏。     

从木龙到醉龙——中山木龙考察报告

庚辰龙年春节前后,中山市民间艺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到市内各镇区对现存的木龙及传说作了一次深入广泛的采风活动,收获甚丰,包括找到刻有碓切年份的濠头村同治戊辰(1868)木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作为中山特有一种民间艺术,木龙的起源不迟于明代,长洲乡现存的猪嘴型的明代木龙可作证明。     

明代胡人戏狮纹玉带板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明代以胡人戏狮纹作为主体纹饰的玉带板目前所见的主要有三副,分别出土于南京与北京。本文分析了这三副玉带板的纹饰特点及时代风格,考证了胡人戏狮纹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宋代成为带板装饰题材的原因。     

中国狮子的造型

Lion doesn‘t live in China. But like dragon and phoenix,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lement, it has been merged into the minds and material lives of the Chines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the thesis conducts a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狮子入华考

狮子是外来之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中原地区的狮子主要是作为贡品自西域各国输入。秦汉时,人们对狮子非常陌生。狮子入华滥觞于汉代,在元、明时期达到高峰期。明末清初,贡狮活动基本停止。随着西域各国大量"贡狮",宫廷对狮子的神秘感逐渐消失,加之"贡狮"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促使了"却贡"等不友好行为的发生。在民间,人们对狮子的崇拜日渐盛行,衍生出中国狮文化。     

论汉六朝青瓷工艺演变的动因之一——以狮形器为例

学术界对汉六朝的青瓷狮形器并无太多关注,因而对其用途、名称,乃至于制作工艺等问题都不甚明了,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窑工制作狮形器所运用的成型工艺,最初以拉坯为其主要成型技法,尔后大量运用范制,最终又回归于拉坯技法的钟摆现象。上述现象与汉六朝时期其他青瓷工艺演变的情况有所不同,故而本文先探讨狮形器不同成型工艺之优缺点,再借此解释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     

隐元隆琦禅师“骑狮像”东传日本研究

福建黄檗宗禅师隐元隆琦东渡日本传法时,随身携带的黄檗宗肖像画和黄檗宗画家所绘制的“隐元骑狮像”,对长崎乃至日本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隐元骑狮像”来自“文殊骑狮像”,体现了隐元禅师在传法时所展示的宗教形象,也是黄檗宗顶相中的独特形象。其次,“隐元骑狮像”为多幅连续创作的肖像画,同时也是道释画和顶相画的结合,具有多主题综合的特点。第三,日本画家继承“波臣派”画风后,继续创作“隐元骑狮像”等,但趣味和画风逐渐偏向本土化。     

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

作为两晋时期典型而精美的青瓷器之一,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和名称众说纷纭.参考狮形器的出土状况,从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考虑,带背筒狮形器应该是文房用具而非烛台、酒器.并确定它的名称应该叫水注而非水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带背筒象生器的定名也应为水注.     

广州从化狮象遗址2002年试掘简报

2002年12月—2003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象遗址进行试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遗存一批,包含灰坑、墓葬、柱洞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见粤北石峡文化,粤东虎头埔文化、后山文化,珠江三角洲古椰文化、涌浪文化等文化因素,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周边早期考古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