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

儒家“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 ,乃是指导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进步思想。十六国北朝各族统治者自觉地实践儒家的民族理论 ,从而表现出在当时民族融合复杂形势下的众多趋同性。 10多个少数民族一千多万人口融入汉族后 ,对我国中古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深巨 ,因而隋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     

晋商发展模式的历史思考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各地商帮,尤其是晋商崛起、发展的重要时期。学界公认,晋商的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明初开中崛起阶段,明中后期"封贡互市"的壮大发展;清中后期执金融界之牛耳的票号鼎盛阶段。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晋商自身在不停地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兴衰罔替、此起彼伏的故事,这不仅表现在某个个体身上,同样也表现在不同的区域商帮身上。以平阳商帮、泽潞商帮、晋中商帮三支不同时期的晋商主力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商帮有着特色鲜明的地区发展模式。这不仅表现在各自经商地域选择上有趋同性,也表现在行业选择的地域性倾向及由此决定的商网分布的不同特点。总的说来,这种区域特点既与当时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其商业优势发展方向有一定关系。地域性观念强化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两个结果,即:同心协力的"攘外"与各自较劲的"竞争"同时并存现象。晋商与其他省份商帮之间如此,在晋商各区域商帮内部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政策机遇挑战下,区域商帮所处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各自的商业基础决定着其各异的发展模式。在政策机遇的外因影响下,各区域商帮主营行业的兴衰并进而导致的相应商帮势力消长变迁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地域性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