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香港”(1868～1887)问题再解

19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香港转口贸易日趋繁荣,华商假道香港走私之风日渐猖獗,广东官府采取"封锁香港"遏制歪风。此举引发粤港双方旷日持久的争执,随着双方围绕反对封锁行动的人士是否具有代表性、粤方的封锁行动是否侵犯香港主权、《天津条约》涉及贸易问题的条款该如何解释、粤方是否蓄意毁灭香港贸易繁荣景象、封锁行动是否对合法民船贸易造成危害、粤方在开展缉私行动时拥有多大权限等六类纠纷的争辩日渐深入,相关问题的症结也次第凸显,走私者、地痞无赖、基层税务官员三种隐藏幕后的害群之马相继浮出水面。此后,鉴于阻碍问题妥善解决的各种困局相继得到消解,赫德成功推动了粤港双方达成妥协方案,"封锁香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南印度迈索尔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平定西南夷,蜀商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荡然无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简述英国威克菲尔德对华贸易构想

在对华贸易 (实为走私贸易 )上 ,威克菲尔德鼓励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走私者在中国沿海岛屿建立若干商站 ,条件是“市场自由 ,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国家开放”。他还有多边贸易的构想。“假定便宜的粮食系英国在澳大利亚的诸殖民地生产 ,那里虽然远离英国 ,但距中国近。英国人可用制品购买此等粮食 ;用此等粮食购买中国人的茶叶和白银 ;用这些茶叶和白银购买加拿大人的便宜谷物”。     

大洋上飘来的近代化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害怕民间海商发展壮大,就来搞海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贸易,一搞海禁就变成了“走私”,以至于连沙勿略也不得不“走私”进入中国。不幸的是,沙勿略“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官二代走私，运输处长倒霉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亲下手令,处决了三个有地位有靠山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三个人就是：成都第八任市长杨全宇（1938至1940年任成都市市长）,中将兵役署长程泽润,以及本文要述及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1907-1942）。     

打击文物犯罪 保护中华瑰宝

当前,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破坏文化古迹等现象仍比较严重,如何做到“打防并举”,保护好祖国文物,已是摆惜的是,许多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199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物案件42起,涉案人员152人,打掉犯罪团伙18个,处理107人,收缴文物500余件。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这一地区海岸线绵长,湾港纷歧,在地理上有利于与海外进行走私;沿海渔民因战争而破产,不得已而从事走私活动;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物价差距过大,走私有利可图;更为重要的是,日方将走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加以利用,一直是走私的策动者,而大后方政治不上轨道,致使走私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一地区投入到走私中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但大私枭是走私的主力,他们多以设立公司的形式集股从事走私活动。走私出口的物品多是各地的工农业特产品,尤以钨砂和桐油为多。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日用品、奢侈品甚至毒品。越到战争后期,日方对输入物资的控制越严,有利于民生军用的物资越少。走私的方法大致分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而秘密走私的方法更为繁复。走私的路线极为复杂,据点多在沿海,小据点因战场形势变化旋起旋灭。出口走私规模大于入口走私,利润往往很高。战时走私给大后方带来复杂的影响,但弊大于利。     

清道光朝黄玉林私盐案研究

黄玉林私盐案是清代发生在两淮地区最大的盐枭案。盐业走私犯黄玉林虽然一度被清廷招安,但并未真心悔过,一有机会便想重操旧业。经过道光帝的坚持,黄玉林最终被两江总督陶澍处决。清代私盐案的屡禁不止,实由于清代盐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引发。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改革,从根本上杜绝了原有盐商垄断的体制,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迅速消失。     

日据台时期闽台贸易考略

闽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边疆区城,开发较晚。近代以降闽台贸易增长迅速。日据台时期闽台区间贸易骤变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仍无法抹煞闽台贸易的互补性。该地域的边疆区域贸易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